《从李清照的《词论》看词别是一家.docVIP

[转帖]从李清照的《词论》看词别是一家?? Post By：2010-3-31 17:05:00 ?李清照的《词论》首先论述的是词的起源问题，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坐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这里李清照要说明的就是词和音乐的紧密联系。“从历史上看，诗在《诗经》的阶段也是可以歌唱的，就诗歌的性质来说，《雅》、《颂》基本上是为特定的目的而写作、在特定场合中使用的乐歌，《国风》大多是民歌。”（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节），但是到后来诗里面就分成了两支，一是文人诗，二是在民间流传的乐府诗。“‘乐府’一词，在古代具有多种涵义。最初是指主管音乐的官府。汉代人把乐府配乐演唱的诗称为‘歌诗’，这种“歌诗”在魏晋以后也称为‘乐府’。同时，魏晋六朝文人用乐府旧题写作的诗，有合乐有不合乐的，也一概称为‘乐府’。继而在唐代出现了不用乐府旧题而只是仿照乐府诗的某种特点写作的诗，被称为‘新乐府’或‘系乐府’。宋元以后，‘乐府’又用作词、曲的别称。因这两种诗歌的分支，最初也都配乐演唱的。所以，我们需要把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同意义的“乐府”区别清楚。”（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这里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就是词的产生是和乐府分不开的，“唐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燕乐）。古诗皆咏之，然后以声依咏以成曲，谓之协律。”（沈括《梦溪笔谈》）。沈括所讲的就是词产生的另外一个要素胡乐的进入所带来的影响。而敦煌曲子词的发现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词的产生和民间音乐的关系。从目前的文献资料来看，李清照首先引用李八郎的典故，侧重词的产生和音乐密不可分的关系是没有错的，这里有一问题就是诗在最初也是一种歌词现象，而在后来的发展阶段体现为“诗缘情”和“诗缘志”的冲突，而在音乐性这个方面就是所剩无几了。到最后文人诗就变得不适合歌唱了，刘永济的《词论》中说:“唯有近体,章有定句,句有定字,长于整饬而短于错综,其弊也拘,能常而不能变者也,故其道易穷。而词体承之以兴,参奇偶之字以成句,合长短之句以成幸,复重而为双叠,演而为长慢,字句之错综既已极矣。(律诗八句中也有错综,但太简耳。) 而五声从之参伍其间,变乃无穷。”这一点正是给了词巨大的发展空间，词要注重的领域就是诗所丢弃的歌词传统。而这一点也是李清照所再三强调的。《词源》详载张先其父张枢作词时反复修改以求协音的经历云：先人晓畅音律。每作一词, 必使歌者按之, 稍有不协, 随即改正。曾赋《惴鹤仙》一词云“ 粉蝶儿, 扑定花心不去。”??此词按之歌谱, 声字皆协, 惟“ 扑” 字稍不协, 遂改为“ 守” 字, 乃协。又作《惜花春起早》云“ 锁窗深” , “ 深” 字音不协, 改为“ 幽” 字, 又不协, 改为“ 明” 字, 歌之始协。”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一册, 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6页。从上文可以看出宋人对词协律的要求已经到了不顾词意的地步，“扑”与“守”、“深”、“幽”、与“明”之间完全是大相径庭的，但张枢竟然能对其随意替换。苏轼其后不顾协律，对词进行诗化的改造。我想同这种只有形式，没有内容的文学现象有着一定的联系。正是基于词的音乐性这一点，李清照对北宋的几大词人进行了品评，而正是这样的品评引起了后代一些词学家的批评。“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 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之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 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发也。”这是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所见到的对李清照《词论》最早的评价，胡仔主要指责李清照自傲于对音律的擅长从而贬低别的词人。不过从李清照的品评来看，她所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看她对晏几道、欧阳修和苏轼的评价：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何耶？盖诗文分平仄，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有押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因为词一直是作为“诗余”的身份出现在宋朝文人的文化生活中的，何谓“余”？《论语》中有这样的话“其余不足观也已。”，“余”就是多余、可有可无的意思。晏几道、欧阳修和苏轼都不是专业的词人，也不可能将词提到什么样的高度，所以他们对词的写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