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0中国经济专题第5讲.pptVIP

CCER双学位2010春季课程中国经济专题：第5讲 周其仁 qrzhou@ 出发点：国家控制的集体经济 性质是消灭农民私产的集体制，而不是基于农民私产的合作制； 国家工业化的积累压力＆模式选择；意识形态与实际利益的结合 制度刚性，缺乏自调节能力 饥荒逼出改革 改革路径 通过自发的承包合约重新界定产权，逐步得到社会承认，并渐进取得合法地位； 地方分权得改革实践、合成了中央政策； 从产权的实际界定、分级的政策承认到最后的法律保护； 主要成就：在增加国家利益的同时，农民获得身份自由与财产权利 同学的疑问：小农经济？ 背景1：邓小平有两句“听不懂的话” 据统计，从1954年至1978年，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5万多人次，逃出14.68万多人。其中严重的群众性的偷渡外逃有两次，一次是1962年，当年全省共发生偷渡11.79多万人，逃出3.97万多人；第二次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 1977年11月，邓小平把广东选作他复出后外出的第一站，其意义决非寻常。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与他同行。也就是在这时，一个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又决非偶然地闯入了这位老人的视野： 深圳即使是在当时也很有名气，原因首先是内地与香港仅有的两个陆路口岸都设在这里。…这里先后发生过多起大规模民众集体越境逃港事件。到1977年，逃港已发展到愈演愈烈的趋势，边防部队防不胜防，当广东省的领导在汇报此事时，邓小平只讲了两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邓小平的这两句话口气十分肯定，坐在一旁的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波听得也非常清晰，他先是惊诧，继而疑惑…… 之后，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赴深圳进行实地调查，当地群众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农民收入的巨大反差发人深思。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年均收入是13000元。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program/ksls/xxz/200807/0721_1622_664877.shtml# 背景2：习仲勋广东反逃港 1978年5月到粤主政，7月去保安 从1952年至1977年，宝安偷渡外 逃6.2万人，逃出4.1万人，占县 总人口18.7％，劳动力29.3％ 中英街的观感，习与“逃犯”对话； 9月省公安厅报告，8月份全省偷渡 外逃6709人，逃出1814人，是1962 年大外逃以来最多的一个月；1979年1-5月， 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11.9万人，逃出2.9万多人，超过历史最高的1962年； 1979年夏，深圳收容10万人，条件恶劣被批评；习下令立刻放人；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听信谣传，误以为“开放边境”，涌向前沿，强冲边防； 港英当局出动直升飞机、军舰，增调军警4000余人堵截，对逃港人员即捕即遣送；1979年1月至6月初，香港遣送回偷渡人员3.3万人，是过去4年多来遣送人数的3.3倍，有时一天就遣回1000余人; 中央下令广东解决问题：调解放军加强边防 + 加快发展广东经济； 1979年6月，习仲勋再到保安，找20位农村基层书记座谈；与福永公社凤凰大队支部书记文富祥的精彩对话； 此行坚定了习仲勋加快广东开放的决心，加快落实向中央提出的特区建议； 1980年广东偷渡外逃仍然严重，截至10月底，发生偷渡外逃20万人次；1—9月，深圳市就收容外逃人员15.7万人; 还有不少铤而走险者葬身大海，在蛇口工业区刚开发时，“一次就发现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 1980年8月26日，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逃港潮退潮。 背景3：“特区”由来 1979年4月，习仲勋和杨尚昆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在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习仲勋大胆地提出意见:“现在中央的权力过于集中，地方上感到事情很难办。没有权，办事很难。”主持会议的华国锋问:“仲勋同志，你们广东究竟想要什么权？”会场气氛紧张起来。 习仲勋： “我代表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搞贸易合作区。”他索性把话说痛快：:“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这样广东几年就能搞上去。广东是一个大省，等于周边地区的一个甚至几个国家，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太小了，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发展。我们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中央也有利。”　　 下午，小平不动声色地见了习:“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然后静静地听，并插了几句话：“中国的改革开放，先从东南沿海地区搞起。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