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的“爱国词及相关词人之略说.docVIP

“靖康之变”，在时间上把大宋朝分为两块，北宋没了，半壁河山也没了。徽、钦二宗北狩，康王泥马渡江，大宋朝的“中央”南下，萎缩于江左，偏安于东南。古来国破出义士，大乱出英雄，可是这时候虽是国家分剖，还未至破碎，天下震动，却还称不上大乱，义士、英雄虽已应时而出，可是用武之地却是羁绊重重，就像刘克庄词里说的：“未必人间无好汉，谁与宽些尺度?”(《贺新郎》)大抵民族矛盾深重的时候，时代呼唤义士、英雄，国家也滋生汉奸、佞臣。若这时统治者再有私，那就更糟糕。那个原来的康王后来的高宗皇帝赵构就有私，特别是到了虽“偏”而尚能“安”的时候，他就不太想让他爸爸和他哥哥回来了，他就不太想和金人真刀真枪地对着干了，过去人家向咱们称臣纳贡，现在咱们向人家纳贡称臣，称“臣皇帝”，不行就再降格称“儿皇帝”，以至称“孙子皇帝”，反正你只要让我“安”，我就不计其“偏”，也不计其辱。中国的皇帝做到了南宋这份上，也真是“大度”得让国人无地自容了!这时候的英雄、义士有什么用?充其量，摆设而已。摆在那儿你还得安分，你就得是银样镊枪头，你要动真的，轻则让你下放到农村闭门思愆，重则找个“莫须有”的罪名让你到西天做英雄去。那个时候的情况就这么有意思，时代呼唤英雄，可呼唤出来干什么呢?摆设给你看，下放给你看，杀戮给你看，如此而已。义士、英雄者流，多是直肠子，内心干净得像小孩，他们不愿意做摆设，那么好，就下放，就杀戮。他们真是不明白，心底无私，一切为了国家，怎么就合不上国家的“辙”呢?所以他们就“仰天长叹”，叹流年虚度，叹老了英雄。他们的内心是“壮怀激烈”，可一腔热血，却终不能痛快地一展身手。封尘剑匣，挂壁雕弓，“平戎策”换了“种树书”，“金戈铁马”都入了旧梦。时代呼唤出英雄，又把他们忘了，“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国家有了变化，士风士气有了变化，词坛也有了变化。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关心政治，文人士夫当此家国剧变之时，他们的血泪之涌动，肌肤之寒热，以至于国家兴亡。陆游说过，南宋初年，他还是个小孩的时候，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跋傅给事帖》)。文人士大夫个人的情感与国家的命运动静消长为一体。当时士大夫思想的主流，就是尊王攘夷，抗金复国。表现在文学里，可以用岳飞《满江红》词说之，就是：“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民族矛盾激烈的特定的历史环境，给出了一种特定的“抗敌复国”的文学内容，这是时代精神在文学创作中的反映。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爱国文学”。“词”，这时候面临着一种抉择，那种“要眇宜修”之特质，佐筵助兴之功用，在这种大文化背景中自然受到一种挑战。宜写儿女情的词怎么去写英雄气?这在我们看来应该是个问题，可是南宋初的词人好像很容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有费什么事，词人就把一己之穷通与国家之盛衰结合在了一起。风花雪月让与海雨天风，香艳温婉替以雄壮悲烈。究其原因，约略有二：一是有北宋苏轼已开“以诗为词”的超旷豪放的风气之先；二是此时颇多“股肱王室，经纶天下”的大臣以词来抒怀言志。路已经开了，自然走起来就不用费力于披荆斩棘。东坡那条路，真正走出辉煌来的是南宋的“爱国词人”。为什么我们特别提到那些大臣的词?像李纲这样为相的人，像岳飞那样为将的人，他们并不以词为其个人价值实现之途径，他们就是抒怀，就是把他们的生命的冲动写在词里，他们未尝不知道词为艳科，那是自有词以来的正路，但他们也知道有东坡开的那一条路，在那样一种大背景下，在那样一种生命的冲动里，东坡那条路，是最能供他们驰骋的。他们并不过多地考虑“词”向什么地方发展，他们也不太关注什么是“正宗”什么是“别派”，他们关心的是他们的那种志意在哪条路上更能发出来。如果“词”的世界里本没有东坡的那条路，你让李纲、岳飞去开一条路，大概他们不会，他们可能就去作诗了。可是偏偏有这么一条路，尽管那路上还没有太多的人走过，这他们不管，他们只管往上走，他们的生命就体现在那条路上。倒是一些可以称为词人的士大夫如张孝祥、张元干、陆游等作词，却是有意识地迈着雄健的步伐走在“东坡大道”上的。当然，在这大道上走得最成功、最辉煌的是辛弃疾。南、北宋交替之时，词坛上并存着两种缘起相同而内容不同的声音，即亡国之哀吟与救国之呼号。徽宗皇帝是历史上出了名的爱玩也会玩的君王，爱玩也会玩的君王(这还不算那些只爱玩而不会玩的那种傻玩的皇帝)，除了清朝的乾隆皇帝还没把自己和国家玩完以外，大抵都不是把自己就是把国家给玩完了。唐明皇，一开始也算个英主，可是后来一玩，就“玩”出个“安史之乱”，把自己“玩”进去不说，把个大唐的“气数”也玩没了。陈后主、李后主都是玩亡了国的。宋徽宗把半壁河山玩给了金人，被人家抓了去，词里头就都是些亡国之哀吟。你看：“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眼儿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