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研究综述..docVIP

“红色经典”研究综述. 【内容提要】 “红色经典”又称“革命历史小说”。“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红色经典”作品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对国人起到的精神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自1988年“重写文学史”讨论开始，对“红色经典”的研究犹如雨后春笋般占据了学术研究的一席重地。论文对“重写文学史”讨论之后的“红色经典”小说文本的研究从角度的变化和方法的多元化做一总体概述(对文革“样板戏”的研究将另文概述)，以期对今后“红色经典”的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 “红色经典”/人本/现代性/审美/文化/文学生产 nbsp; nbsp;nbsp;nbsp; 我们通常所指的“红色经典”又称“革命历史小说”，有广狭义之分，广义上指从1921年至1976年间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狭义上仅指1950、1960年代的包括文革“样板戏”在内的“革命历史小说”。“红色经典”一词在90年代中后期出现，对“红色经典”文本的研究也大都被纳入“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中做考察，本文就1988年“重写文学史”讨论之后对1950、1960年代出现的“红色经典”小说文本的研究做一总体概述(对文革“样板戏”的研究将另文概述)。 nbsp;nbsp;nbsp; 一 nbsp;nbsp;nbsp;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文学运动开始由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激进的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在革命低潮期就以上海为中心，开始“革命文学”的创作与传播，因此，以蒋光慈的《咆哮的土地》(又名《田野的风》)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便成为“红色经典”真正的起源。到了20世纪50-7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即“中国的‘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经由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改造’，它的文学形态和相应的文学规范(文学发展的方向、路线、文学创作、出版、阅读的规则等)，在50至70年代凭借其影响力，也凭借政治的力量而‘体制化’，成为唯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1] (PIV)“革命历史小说从‘边缘’不断地走到‘中心’，而且成为一种不可质疑的中心”。[2] (P283)50、60年代间，先后有大批文学作品问世，成为当时几亿国人共同的精神食粮，建构了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 nbsp;nbsp;nbsp; 90年代飞升出的“红色经典”一词成为50、6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的代名词。① 被称为“红色经典”最著名的作品莫过于“三红一创，青山保林”。② 这些作品在1950、1960年代对国人所起到的精神作用是不可小觑的，开“革命历史小说”研究新生面的黄子平有过准确的概括：“他们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③ 至“文革”十年，由于严酷的政治形式，迫使此时期“红色经典”研究中断。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上下从政治、经济到文化逐渐恢复，在文学界，掀起了为当代文学写史的热潮。但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对“文革”的否定，殃及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在“十七年”文学之列的“红色经典”的研究也被暂时搁浅。直到80年代中期，才有所恢复，但由于当时文学环境仍较封闭，研究者只是站在意识形态的立场上选择某个具体作家作品加以分析阐述，很少整体把握。这种研究也只停留在作品构思、人物形象、政治教化功能等浅层次的研究上，且多以正面评论为主。1988年，王晓明，陈思和在《上海文论》发起“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对整个20世纪文学史作了回顾，并对文学史编写中的一些传统的观念或标准作了批判。旨在重新评价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作品的文章……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论。④ 对文学的反思，同样带来了对历史的反思，打破了以前旧有历史观的束缚。新的历史观的形成，使研究者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寻找到了新的起点和坐标。对“红色经典”的研究和重新审视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宋炳辉的《“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长篇小说〈创业史〉》是最先开始重评的文章。文章指出《创业史》存在着较多的矛盾：“作品被夸大了的理论体系笼罩着全篇……‘合理地’完成主题的实现……这种理论体系的自我封闭性又钳制了生活的真正丰富多样性，……妨碍作家对现实生活本质的不断追求和艺术表现。”[3] 这样的评论，集中了1980年代的新启蒙思想资源与审美主义的艺术资源，实现了对狭隘政治视角以及庸俗社会学评论的颠覆。 nbsp;nbsp;nbsp; 进入90年代，对“红色经典”的研究渐进佳境，分析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西方学术思想的引介，形式意识形态、现代性、文化理论等一系列理论的引入，丰富了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资源，开阔了当代评论研究的学术视界，学人们以一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