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军制》平议——兼评王曾瑜先生的辽金史研究..docVIP

《金朝军制》平议——兼评王曾瑜先生的辽金史研究. 　　【内容提要】王曾瑜《金朝军制》是迄今为止有关金朝军事制度最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本文充分肯定了此书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毫不隐讳其不足之处。本文认为，20世纪的辽金史研究之所以始终比较沉寂，在各断代史研究中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其根本症结就在于史料太少，而且由于没有新史料的重大发现，无缘形成学术新潮流。因此，21世纪的辽金史研究必须从上下、左右两个方向去寻求突破，王曾瑜的某些研究成果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辽金史nbsp;兵制nbsp; 书评nbsp; 王曾瑜 　　承蒙王曾瑜先生送我一部他的新作《金朝军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仔细读过一遍之后，萌生了写篇书评的念头。但想到今日中国学术界书评的庸俗化、操作的程序化乃至语言的格式化，总觉得不应该循规蹈矩。为了征得王曾瑜先生的理解和同意，动笔之前先给他去了一信，提出我的两点想法：第一，这是一篇纯学术性的严肃的文字，不含任何庸俗的成份，为了进行独立而又客观公正的评述，书评写好后不打算送他过目，并由我自己找地方发表；第二，我不想专就此书论此书，准备连带对他的辽金史研究做一个综合评价。结果我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答复：欢迎任何批评。 　　这就是本文的缘起。 一 　　首先应该说明的是，史学界一般习惯于用“兵制”一词来指古代的军事制度，这是中国历史文献中的一个惯用语。王曾瑜先生则主张按照现代军制学的规范用语，改用“军制”一词，并以此命名他的这部著作。对此我是不以为然的。既然是以历史时期的军事制度为研究对象，不妨沿用当时的称呼，故本文一般情况下仍用“兵制”一词。好在这两个名词并无任何歧义，对我们讨论的问题不会有任何影响。 　　本世纪以来，有关金朝兵制的研究在金史研究中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日本学者箭内亘的《辽金乣军及金代兵制考》，[1]其中第四章《金代兵制之研究》系对金朝兵制的专题研究，该文最初发表于《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2册（大正五年，1916年），这是日本学者研究金朝兵制的发轫之作。但箭内氏的关注点主要还只限于猛安谋克军制，此外兼及统军司和招讨司。其后，另一位日本学者、20世纪最杰出的金代历史学家三上次男，在他1937年出版的《金代女真研究》[2]一书中，又对猛安谋克军制做了相当细致深入的探讨。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在此领域所涉及的问题显得更加狭窄，长期以来，有关金朝兵制的研究课题仅限于辽金元的乣军，而相对于金朝兵制来说，这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擦边的问题。80年代以后，青年学者刘庆虽曾一度涉足金朝军事史，但主要还是研究一些外围的问题，没有深入到制度的层面。王曾瑜先生的《金朝军制》，是迄今为止有关金源一代军事制度最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它的问世，改变了中国学者在这个领域内长期以来无所作为的状况。 　　《金朝军制》一书给我的总的印象，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史料搜集之完备，二是内容结构之条理。 　　史料匮乏是辽金史研究一道永恒的难题，仅仅局限于辽金本朝的史料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便有赖于宋代文献。如果要说研究金朝兵制多少有一点便利之处的话，那是由于宋金两国间曾发生过长期战争，宋代文献中所保存下来的相关材料还算是比较多的。王曾瑜先生对宋代史料极为稔熟，在史料的占有上显示了他惯有的优势，这一因素奠定了本书的学术价值。穷尽史料是研究辽金史的基本前提，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一切都将无从谈起。当然，“穷尽”也是相对而言的，如果说本书在材料的运用上还有什么不够周备之处的话，我想可以指出以下两点：首先是作者对元代文献利用还不充分。要想对金末兵制的复杂性有更多的了解，元朝史料实在是很有帮助的，我们从元史研究者的某些论著中已经充分见识过这一点。[3]其次是作者对于金代考古材料似乎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本书引用的石刻材料基本都出自清人的金石学著作，严格说来，仍应归入文献史料的范畴。一般来说，宋史研究者对考古材料都不大经意，那是因为宋代考古材料的重要性与文献史料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研究宋史可以不怎么理会考古材料，但研究辽金史却不行。不过这样提出问题，对于作者来说恐怕近乎苛求了。 　　在《金史》诸志中，《兵志》是写得比较差的一种，有关金朝军事制度的许多问题都没有交待清楚。研究金朝兵制，难在一头一尾。金初兵制兼用女真旧制和汉制，尤其是女真制度的成份，由于留下来的记载太少，研究起来倍感困难。其中如早期猛安谋克制度就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至于勃极烈制度，更是金史研究中的一大难点。而晚金的军事制度，难就难在复杂多变，头绪不清。金朝后期，由于猛安谋克制度的崩溃，以猛安谋克军为主的军事力量已完全无力抵御蒙古的军事进攻，因此在整个蒙金战争时期，金朝兵制中出现了很多权宜性和非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