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轨经济和江浙模式.docVIP

中国的转轨经济与江浙模式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上正在进行经济体制转轨同时又获得高速增长的恐怕只有中国一家。解释这一世界历史现象，破解“中国之迷”，就成为国际经济学界和中国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但是国内外众多的研究者在解释这一现象时，常常仅注重于中国的中央决策系统的指导理论和政策走向方面的研究，从而往往忽视中国的国情特征，忽视由于各个地域之间资源结构，要素禀赋，地理环境上的差异而导致改革和发展在不同区域间的不平衡性，以及这种不平衡性对中国的转轨经济的影响。事实上，中国在转轨经济获得的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受益于中国各地域之间的资源结构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得益于具有快速发展条件和市场经济方面的资源优势的地域的先行发展，进而带动了整个中国的转轨经济形成梯队态势的顺利运行。研究中国转轨经济中先进地区的发展方式及其特征，可以从一个新视角来破解“中国之迷”。 现实分析表明，1978年以来，广东、浙江、福建和江苏4省的经济增长率一直稳居中国各省区前列。由此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第1梯队。在探索中国的转轨经济何以能获得举世瞩目成功的原因时，不能不注意研究这四个省区的转轨时期的经济发展及其特殊性。 成为中国转轨时期的经济发展火车头的南方沿海四省，按其经济发展的方式或战略特点，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包括广东、福建的“华南模式”和江苏、浙江为中心的“江浙模式”。直至90年代初，许多中国学者和海外的中国问题的研究者在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时，常常注目于广东、福建等地，这些省区有毗邻于港澳和台湾地区的地理优势，又受惠于中央的特殊优惠政策，在整个80年代，其经济发展一直走在中国各省区的前列，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进地区。然而，70年代末以来，地处长江三角洲的浙江和江苏省获得了并不逊色于广东省的高速增长。和广东、福建依托中央政府给于的种种特殊的优惠政策，大量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进而带动地域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不同，江苏省和浙江省主要依靠区域内部的民间资本积累和国内市场，以乡镇企业等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主要动力，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这就是所谓的“江浙模式”，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考虑为中国转轨经济的另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或典型的发展模式。 江浙模式的特征 江浙发展模式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比较广东，福建的“华南模式”，江浙模式是一种“内向”的发展模式，具有“内发”经济的特征。在江浙地区，从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包括生产要素的聚集，产品市场的获得，主要的不是依靠海外，而是依靠地域内部和国内市场。90年代中期以后，受益于上海浦东开发，江浙地区经济的外向程度有了迅速的扩大，特别是苏南地区，由于靠近上海，正在成为外商投资的新的热点地区。但是，这不影响我们对这一地区在中国转轨经济的最重要时期主要依靠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取得卓越发展效绩的历史经验的研究。 (2)江浙模式是依靠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推进农村工业化而带动地域经济发展的模式。当然，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发展并不是江苏、浙江省的特有现象，就像引进外资也不是广东、福建的特有现象一样，但是江苏、浙江的乡镇企业发展处于中国各地区前列，并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在全国是有代表性的。 (3)江浙地区经济发展的第三特征是区域内外的协调发展。由于主要依靠农村工业化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江浙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区域内部，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基本保持了一种协调状态。同时，由于民间资本的相对充裕和选择了能够充分利用劳动对资本的替代作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主要产业，江浙地区在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仍旧保持了传统的资本输出区域的属性，这对地区间的协调发展是有利的。这一点，江浙地区和中国的另一个高速增长地区广东和福建有所不同，后者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曾得到过中央给予的多种优惠政策，包括减免上缴中央财政的数额等等。 关于资金输出，笔者再多言几句。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在内的长江三角州地区一直是中国的中央财政的重要提供源，以1992年为代表年，这一年上海、江苏、浙江3省市对中央财政的贡献占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中央财政贡献总额的80.4%，并分别居全国各省区的第1、2、3名。 此外有关国民收入的转移和省际资金拆借方面的研究也表明，江浙地区的资金流出是居全国各省区前列的（翁君奕，徐华，1996；魏后凯等，1997）。这表明高速增长并没有使这一地区成为资金吸纳中心，从而产生和其他地区争夺资源的矛盾。相反，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资金输出，协调并带动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特征。 江浙模式的意义 江浙模式是在70年代末期开始的中国的分权化改革的背景下，在具有特定的发展阶段和特定的资源禀赋等发展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发展和改革模式。这些特定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