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家商店看商业资本的一种特殊形态.docVIP

从一家商店看商业资本的一种特殊形态 一 最近我们在北京瑞蚨祥做了几个月调查。调查这家著名的绸布店，原是为了解它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可是，它那不平凡的百年史同样吸引了我们。 我们知道，商业资本是历史上最初的资本形式，在封建视社会末期，它会由小生产者交换商品时的媒介变为小生产的支配者。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业资本失去了先前的独立作用，它成为产业资本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分离出来的部分，从属于产业资本并为之服务。政治经济学不能具体讲到，（1）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已有所发展但还不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商业资本是怎样一种形态呢？（2）虽然资本主义生产还不占统治地位，但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已支配这个市场，原来古老的商业资本又具有何种性格呢？这两种情况，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情况。我们试图从瑞蚨祥的传说中（因为它的全部历史记录已卖给造纸厂，我们只有相信老年职工和私方人员的记忆），来探求一些线索。 当马克思指出商业资本是产业资本在发展中分离出来的一种职能形态的时候，他一再强调：第一，他是就社会总资本来考察，社会总资本的一部分总要继续当作流通资本存在市场上；第二，他是把这种资本的其它职能“剥掉、去掉”，以便“得到它的纯粹的形态”来研究。①可见，在实践上，商业资本的发展变化是有它具体的历史过程，是会有复杂的形态的，而不会是象某些著作由于叙述过于简略而给人的那种印象，彷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确立，先前的商业资本就倏忽不见了，另外分离出新的商业资本来，或者先前的商业资本就摇身一变为现在的形态。 我想提出这样一个看法：当市场已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先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外来的）的发展而扩大，但小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占优势，封建制度还基本保存着的时候，原来前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是处在一种过渡的形态中；标志这种过渡特点的，是它在内部和外部经济关系上所表现的两重性。我国解放前的城市棉布市场就是这样一个市场，而瑞蚨祥则是这样一个典型资本。 二 先说内部关系。这包括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和企业内部的阶级关系。 在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期，瑞蚨祥纯然是一个家庭企业。它在全国六个城市的二十几个企业都是山东章邱县旧军镇孟家的族产。这个家族的企业家孟洛川是全部财产的支配者和企业家三房子弟的监护人。在这种家长式的经营下，瑞蚨祥一家又一家地打败了它的竞争对手瑞生祥、瑞林祥、祥义、谦祥盆；它的资本象滚雪球一般大约每三、五年就翻一番。但是，到了二十年代，特别是在孟洛川老死前后，这种资本的组织和管理形式就日益与它的积累方式不相适应了。大房人多，开支大，向企业用钱多；二房不甘心，就比着开支；三房怕吃亏，也拚命向企业要钱。他们支走的钱并不完全消费掉，而部分拿去搞自己的小家当，一时开了七、八个各房“私有”的店铺，而对“公有”的瑞蚨祥日益冷淡了。资本积聚过程中出现了资本分散过程。家庭资本制度维持不下去了，它竭力要求“无情的斩断”那些“天然尊长的复杂羈絆”，向“赤条条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②转化。但是，瑞蚨祥迟疑起来了，传统和保守势力使得孟家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大胆地彻底改革它的资本组织（例如改为股份公司制）。它停留在这样一种制度上：资本已分为三股（还保留一个共有股），但不仅三股数目相等，每股的“顺带”（即每年红利转存入企业部分）也相等，并使剩余价值的资本化保持平等均势。这种平等，是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等的原则，与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要求，不相适应的。这虽然不是1926年以后瑞蚨祥走上下坡路的主要原因，但是也是原因之一。“竞争与信用，＜资本＞集中的两个最有力的杠杆，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积累，依同比例发展起来的。”③瑞蚨祥在“竞争”上是高明的，但在“信用”上则极不彻底。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看，瑞蚨祥是在资本主义濒于灭亡的时候，即在1954年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才完成它资本主义的最终形式，这时私股归个人所有，股东之间完全是金钱关系了。 瑞蚨祥的东家并不自己经营企业，而是把资本委托给领东掌贵（即“西方”）经营。按照过去这类商业的惯例，东西方之间要订立契约，东方出资，西方出人，共分盈利；非至资本亏蚀，东方不得要求散伙，散伙时须清理资产，并分给西方一股应得部分。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合伙关系。瑞蚨祥则不然，它东西之间没有契约，东方随时可解除西方（事实上也这么做过），并且东方还可直接担任企业职务（孟洛川即自己任过“总理”），因此西方称为“水牌上的经理”（意思是随时可被解聘）。这样，西方已失掉了对资本的一份最后支配权，合伙关系破坏了，东西之间已近似于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家与资本家代理人之间的关系了。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未完全消灭，西方还保留着吃人力股的形式，按股分红，而不是支取薪金酬劳金。这形式产生新的矛盾。西方既不象旧式商业资本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