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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情之悲与词体之尊 ——李清照《词论》解读 一、撰述时间与词学渊源略辨 二、词史意识与尊体观念 三、悲音悲情与词的审美内涵 四、“故实”与词的富贵态 五、批评理念和批评方式的新变 六、余论：女性文学批评的困境 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坐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 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糜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 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何耶？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有押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 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 一、撰述时间与词学渊源略辨 《词论》原无斯名，在最早收录此文的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晁无咎”条下以“李易安云”开篇。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十一“诗余”复引录其文，题为“李易安评”，文字略有出入，后人随缘其所论题为《词论》。《词论》大约创作于李清照与赵明诚屏居青州期间。夏承焘认为《词论》全文“无一语涉及靖康之变，我疑心是她早年之作”。这一时期李清照生活稳定，心境平和，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创作经验，有可能从创作提升到理论的层次。从《词论》论及的词人来看，从晚唐到北宋哲宗朝，重要的词人都有所涉及，而北宋后期的重要词人如周邦彦及其相应的“大晟词派”则未及论述，更未涉及靖康之难，所以综合来看，以写在北宋后期稍前的可能性为大。有学者推测作于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亦可资参考。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词论》也可能写于南渡以后，甚至是李清照晚年。 在讨论《词论》作年的过程中，不少学者都注意到《词论》没有提到周邦彦这一现象，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周邦彦完全符合李清照的审美理想，而《词论》的写作又立足于批评，所以没有评论周邦彦是李清照有意为之。如夏承焘说：“她和周邦彦是同时代的作家，若拿她这些议论、见解来读周邦彦的《清真词》，却正是‘波澜莫二’。他们两人并不曾见过面，而创作道路却如此不谋而合！”日本学者青山宏也说：“李清照为什么在其词论中没有论及周邦彦？这是因为周邦彦的词正是满足了李清照认为的词的条件。”但实际上李清照如果真的奉周邦彦为词体正宗，则在散漫批评之余，借周邦彦来完整“立”出自己的系统观点，从学理上来说，也是可能的。李清照没有提及周邦彦，偶尔遗漏也有可能的，因为一篇“其来无端”的短文毕竟谈不上覃精奥思。刘勰《文心雕龙》全书没有涉及陶渊明，王国维《人间词话》没有评论李清照，在我们现在看来，也是匪夷所思的。起码陶渊明和李清照是不可能完全符合刘勰和王国维的审美要求的。有学者也提出没有提到靖康之变，也不能作为《词论》写于北宋的原因，因为李清照重点是考察词史发展中的体制问题，所以靖康之变没有提出的必要，至于南宋初期词人，在体制上已趋正轨，所以也可忽略。这一说法也经不起推敲，因为《词论》相当关注时代变化对词创作产生的影响，如评论五代词风云：“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又说南唐李氏君臣的词是“亡国之音哀以思”，评北宋是“礼乐文武大备”，凡此等等，都可说明，李清照对于时代转变与填词创作的关系是作为写作《词论》的一个基本视角的。像靖康之难这样的大事，如果在李清照的后期，是断无不写入的理由的。 论词之风，随词创作的兴盛而兴盛，北宋中期特别是元祐以后，苏轼及其门下弟子都喜欢谈词论词，有的三言两语在口间流传，有的形成书信、题词或序跋等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