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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戏剧戏曲学的三个疑问 编者按：作者为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博士研究专业目录中出现了“戏剧戏曲学”这一学科，而我有幸跨进了这个门槛，成为一名戏剧戏曲学的博士研究生。曾经十分感谢本专业的前辈们，从王国维先生到吴梅先生，从欧阳予倩先生到洪深先生，从周贻白先生到董每戡先生……没有他们几十年不计利益地寒窗苦读、著书立说，怎得来如此坚固的根基，让我们安心地在他们构建的学科大厦中徜徉。然而，徜徉之余，我又常常茫然四顾，若有所失。并非我看不见这大厦的美丽，只是望着那瑰丽的砖墙，我却不得不象哲学家思考人类起源那样，思考着三个问题，那就是：我是谁？我在哪？我能做什么？ 我是谁？——身份的迷失 每当朋友问起我的专业，我回答“戏剧戏曲学”，而接下来的尴尬总如此相似：“你是写戏的？”“不是。”“那你一定是演员吧？”“也不是。”“那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是啊，我是做什么的呢？如今，我已能流利地对朋友做以下回答：“我不写戏，也不演戏。我研究别人怎么写戏，怎么演戏。”尽管如此，我心里却总是虚得很，因为心底的疑问和朋友们是一样的——不会写戏，也不会演戏，你又凭什么去研究它们呢？ 实际上，简简单单的一个场景，已足以反映戏剧戏曲学科的一大问题，那就是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脱节。《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简介》中对“戏剧戏曲学”的学科范畴是如此界定的：“对戏剧戏曲理论及历史的考察和研究。”“以戏剧创作活动的历史、流派、美学特征及艺术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1]由此可见，戏剧的“理论”与“历史”应该是我们研究的方向。然而，无论是理论或者历史，无一不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只有充分了解戏剧创作的手法，才有可能对剧作法进行总结和研究；只有深谙舞台表演技巧，才有可能去研究表导演理论，否则，所有的理论研究都是纸上谈兵，无米之炊。对历史的研究同样如此，如果只是对戏剧戏曲发展的历史进行年鉴式的编写，那么又何谓“研究”？这样看来，“戏剧戏曲学”似乎成了一个花团锦簇却没有根基的空中花园。当然，要使其牢牢地立于学术土地上，应该有两种办法：一是这个学科培养学生的目标，是使其成为可编剧、可表演也可研究的全才；二是在这个学科底下设置足够多的分类方向，比如编剧方向、表演方向、导演方向、理论研究方向、戏剧史研究方向等等。仔细想来，这两种办法哪种更为可行？显然，要在短短三年的学习时间内迅速培养出一批全才，是不切实际的。对于第二条途径，并不是没有学者考虑到，事实上也已经设想出这样一个完美的蓝图：“最近我们提出把学院教育环节的‘两个环’变成‘五个环’，这也是分层整合的一个方法。过去我们的‘两个环’是科研和教学，现在我们成立了一个创作中心，准备再搞一个教学服务中心、一个演出中心。这‘五个环’实际上是一个人才培养链，就是从理论研究，到创作，到教学，到教学服务，到演出。”[2]能意识到将研究与实践相结合，自然是一种可喜的现象，问题在于操作性。长期以来，编剧人才主要集中在各个剧团和各地艺术研究所的剧目创作室，而表导演人才的培养则由广大的大、中专性质的艺校来承担。那么，大学要建立创作、表演、研究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发展的空间又有多大？象中国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这样的专业性高校自不待言，而在其他的综合性大学，这样的做法显然是有些吃力不讨好了。一来，无法保证长期足够的财政支撑戏剧的编排；二来，师资和人才在经过了上述两种机构的分流后，到了综合大学这里又剩下多少呢？ 1由此看来，“戏剧戏曲学”教学模式的建立确实不是一件易事。或许有人会问：“没吃过猪肉，难道还没看过猪跑吗？”不错，或许研究小说和诗歌的人不一定会创作，但他们可以在充足的文本阅读中找寻到足够提供他们研究的语感和线索。但对于戏剧来说，“看”与“做”之间的关系就不那么简单了。戏剧由剧本的“一度创作”和表演的“二度创作”组成，特殊的性质决定了它在实践上比小说、诗歌更加复杂。阅读了海量的剧本，你未必知道如何把一出戏搬上舞台；目不暇接地观看了舞台演出，你又未必懂得你所受到的“净化”最初是通过如何的情节构思酝酿而成的。一句话，对戏剧的“实践”绝不是通过“看”就能解决的。 在吴梅、齐如山、周贻白、董每戡等前辈学者那里，戏曲的研究无不是出自他们多年来的舞台实践，因此他们为我们搭建的，确实是一座牢固的大厦。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厦越来越有“拔地而起”成为空中花园的趋势。而我们，还在为这摇摇欲坠的花园“添砖加瓦”。岂不知，越多空谈的“砖头”，只会让大厦倒得更快。要摆脱身份的迷失，或许最好的办法还是设置一些关于编剧、表演的基础课程，起码写出一幕小戏，排出一出小品。事实上，在戏剧史上，学生演剧曾经是一股重要的力量。从教会女子学校的演出到南开大学轰轰烈烈的演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