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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重构全球经济增长格局 　　中国正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意味着中国正努力将自身的经济增长体系转化为区域增长体系。 　　重建全球经济新循环 　　1.“一带一路”将形成全球第三大贸易轴心。“一带一路”地区覆盖总人口约46亿（超过世界人口60%），GDP 总量达2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1/3）。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1990-2013年期间，全球贸易、跨境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7.8%和9.7%，而“一带一路”相关65个国家同期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3.1%和16.5%；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10-2013年期间，“一带一路”对外贸易、外资净流入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3.9%和6.2%，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4.6个百分点和3.4个百分点。“一带一路”正在形成除大西洋贸易轴心和太平洋贸易轴心之外，新的以亚欧为核心的全球第三大贸易轴心。预计未来十年，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出口规模占比有望提升至1/3 左右，该地区将成为中国的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 　　2.“一带一路”将构筑新的雁阵模式。雁阵模式的核心是产业转移。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日本经济持续衰退，过去以日本为雁首的亚洲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模式逐渐被打破。根据劳动力成本和各国的自然资源禀赋相对比较优势，未来5年，中国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有望依次转移到“一带一路”周边及沿线国家，带动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水平提升，构筑以中国为雁首的新雁阵模式，要充分挖掘“一带一路”区域国家经济互补性，建立和健全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促进泛亚和亚欧经济一体化。 　　3.“一带一路”将形成陆海统筹的经济循环。“一带一路”将打破长期以来陆权和海权分立的格局，推动形成一个欧亚大陆与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完全连接、陆海一体的地缘空间格局。建设“一带一路”，将形成一批纵横交错、互相连接的沿海、沿江、沿边的战略大通道，以外部通道建设加快内部各主要经济区块的联系和整合，缓解西部内陆地区区位和空间劣势，破解中国内陆地区因不靠边、不靠海导致的开放条件制约，加快西部地区同长三角、珠三角（含港澳）、环渤海和东南亚地区的连通。 　　4.“一带一路”与国内自贸区相互促动链接。“一带一路”与自贸区建设是一体两面，相互配套的关系，前者侧重以基础设施为先导促进沿线经济体互联互通，而后者则以降低贸易门槛、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快域内经济一体化为主要内容。例如，作为广东、天津、福建三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新载体，三个自贸区将各有侧重点。广东自贸区功能主要是加强粤港澳合作，带动珠三角地区发展，在高端服务方面有较多投资机会；天津自贸区的功能主要是面对东北亚市场，航运、金融租赁有较强优势；福建则主要发展台海贸易，在与台湾企业开展深入交流、合作方面有优势。 　　风险与挑战 　　随着“一带一路”带动“走出去”的广度与深度进一步扩大，中国海外利益与政治经济风险倍增，具体表现为战略、安全、经贸等几大方面： 　　1.“一带一路”挑战国际秩序易引发美俄印等大国战略冲突。中美俄都是陆海兼具的全球性大国，其全球和地区战略中都包含地缘战略因素，“一带一路”不可避免要面临大国战略冲突。 　　美国推动建立由其主导的亚太合作，对中国与周边国家间既有合作机制构成竞争。2013年，美国促动日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加大“美国―东盟扩大经济合作倡议”（E3）的推动力度，扩大与东亚经济体的合作。在中亚方向，美国主导“新丝绸之路”计划，大力介入地区事务。此外，美国“重返亚洲”将传统“第一岛链”的南端由东南亚延伸至南亚，形成了南亚（印度）、东南亚（东盟）和东北亚（日本、韩国）三大“板块”，彼此之间成“品”字形分布，其“铰合点”分别是台湾和新加坡。 　　而俄罗斯则担心中国与中亚各国深化能源合作将导致其主导的欧亚一体化进程受阻。此外，印度非常重视其南亚影响力，并积极发展与中亚、东南亚各国的双、多边关系。特别是印度加强与“印太”区域各国关系与能源合作，与中国建设能源通道可能发生竞争与冲突。 　　2.“一带一路”建设将深入到多个区域安全高风险地带。中国周边各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且普遍面临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压力，甚至出现政局动荡。东盟国家政治转型阵痛加剧，中南半岛“民主化”来势凶猛，“颜色革命”风险巨大，政争不断。中亚地区权威体制虽在延续，但执政根据和社会管理模式遭遇新挑战。由于缺乏政治互信和共同的价值观，合作共赢理念较弱，致使区域内一体化难以有效推进。 　　“一带一路”还面临“三股势力”、民族冲突、主权争议、极端主义势力以及跨境犯罪等诸多挑战。此外，东向的海上运输安全和西向拟议中的三条路线，即以欧亚大陆桥为主的北线、以石油天然气管道为主的中线、以跨国公路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