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体系解释实现刑法正义.docVIP

注重体系解释 实现刑法正义　　张明楷　　　　法解释是指“探求规范的法律意义”；刑法解释当然是指探求刑法规范、规定的法律意义。狭义的刑法解释是指探求作为文本的成文刑法的法律意义；广义的刑法解释则可谓刑法的适用，使规范与事实进入对应关系，解释规范、剪裁事实并且目光不断地往返于规范与事实之间，从而形成结论。体系解释，一般是根据刑法条文在整个刑法中的地位，联系相关法条的含义，阐明其规范意旨的解释方法。体系解释的目的在于避免断章取义，以便刑法整体协调。刑法是存在于法律体系中的一个整体，它不仅要与宪法协调，而且本身也是协调的，当然还要与其他法律相协调。体系解释不仅有利于作出妥当的解释结论，而且有利于实现刑法的正义性。　　从解释论上而言，首先，“整体只能通过对其各部分的理解而理解，但是对其各部分的理解又只能通过对其整体的理解。”同样，只有将刑法作为一个整体，才能理解各个条文的含义；但对各个条文的理解，又依赖于对刑法这一整体的理解。例如，如果离开了规定“贩卖”、“倒卖”概念的条文，解释者便不能理解《刑法》第363条所规定的“贩卖”是否包括单纯的出卖行为。再如，如果不将规定妨害公务罪的法条与规定抢劫罪的法条进行比较，就难以确定各自的“暴力”程度。倘若将刑法使用某种概念的所有条文进行比较，则很容易确定这种概念的含义。因为“法律条文只有当它处于与它有关的所有条文的整体之中才显出其真正的含义，或它所出现的项目会明确该条文的真正含义。有时，把它与其他的条文——同一法令或同一法典的其他条款——加以比较，其含义也就明确了。”例如，《刑法》第273条规定：“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情节严重，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孤立地面对这一条时，解释者很难确定其中的“挪用”是否包括挪归个人使用。一旦联系《刑法》第384条的规定，解释者会得出结论认为，《刑法》第273条的挪用并不包括挪归个人使用。　　其次，只有进行体系解释，才能使各种犯罪的构成要件之间避免交叉与重叠，维持罪与罪之间的协调关系。例如，各国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普遍认为，诈骗罪（既遂）在客观上必须表现为一个特定的行为发展过程：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产生或者继续维持认识错误——对方基于认识错误处分（或交付）财产——行为人获得或者使第三者获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通说认为，交付行为的存在是必要的；交付行为这一要素，是‘没有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对诈骗罪的客观要件做出如此解释，显然体系解释的结果。换言之，进行这样的解释，是为了使诈骗罪与盗窃罪尤其是盗窃罪的间接正犯相区别。同样，对抢劫罪构成要件的解释结论，是考虑了其与敲诈勒索罪的关系后才作出的；对抢夺的解释，则取决于对抢夺与抢劫、盗窃之间关系的理解。　　再次，当解释者对某个用语得出某种解释结论时，常常会心存疑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解释结论能够得到其他条文的印证，解释者便会解消疑虑。因为“对一个本文某一部分的诠释如果为同一本文的其他部分所证实的话，它就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不能，是应舍弃。”例如，孤立地将《刑法》第363条的“贩卖”解释为出卖时，解释者或许有些不安的感觉，因为贩卖的通常含义是买进后再卖出。但当将“贩卖”解释为出卖能够得到《刑法》第155条、第240条、第347条的印证时，不仅会消除解释者不安的感觉，而且会使解释者坚定其解释结论。　　最后，面对一些所谓不明确的规定时，可以通过明确的规定来阐释不明确的规定。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但是，要想一部刑法明确到不需要解释的程度，那只是一种幻想。体系解释有利于通过明确的规定阐释不明确的规定。例如，《刑法》第56条第1款后段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解释者可能不明确其中的“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的范围，可能不明确对于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可否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但是，只要联系《刑法》第57条关于“对于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规定，就会认为，对于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因为既然对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那么，对于未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当然可以有期限地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从实质上说，成文法是正义的文字表述。“法理念是以三个基本价值的紧张关系表现出来的，这三个基本价值是正义、合目的性与法的安定性。……正义是形式的理念，无数的法规范根据正义采取其形式，即采取对万人平等对待和由法律规制的普遍性。而其内容必须由与正义不同的、因而与正义并列的、也属于法理念的原理来决定，这个原理就是合目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