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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我国落后地区产业升级战略中的需求 首先，比较优势理论促使我们认真分析落后地区资源禀赋状况、劳动力成本与素质、资金富裕或贫缺程度以及技术水平的高低等经济增长条件，从而能够明确那些确具比较优势的产业并抓住发展机遇； 其次，运用比较优势理论，落后地区可以把握国际间以及地区间的产业转移趋势，从中寻找落后地区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的机遇； 第三，通过比较优势分析落后地区能够找出经济发展中的“弱项”和“瓶颈”，包括资金、技术和高素质人才等，从而在今后发展中注意强化“弱项”、消除“瓶颈”，弥补人才、技术等高级要素禀赋之不足，形成内生比较优势，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第四，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启发落后地区注重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特别是注重通过对外开放获得技术扩散和“干中学”的外溢效应。 然而，比较优势理论在实际应用中的局限性也是相当明显的。包括：理论前提假设过于苛刻，与现实差距过大，理论分析带有明显的静态特征，不能适应迅速变化的当代国际经济的需要；依据比较优势理论所确定的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分工地位是被动的和低下的，体现不出该国或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积极战略；局限于比较优势理论的产业发展战略不仅忽视了高新技术产业本身的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运用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阻碍和迟滞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等。 除此以外，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缺乏对需求的分析，忽视了需求对产业成长的重要影响。 从市场需求的角度看，局限于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理论最终将限制产业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同时拥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人类产品空间中占的比例小，不能满足它们快速发展的需要。……由于国家越大，对纵向增长的依赖也越大，因此，我们不能要求落后大国象小国那样，仅仅依靠有限的几种劳动密集型产品就能实现持续的快速发展”（熊贤良，1995）。 从国内需求看，轿车、电信和信息、网络等高技术产品的消费需求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于扩大我国内需、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很难将产业发展战略定位在上述领域。比较优势论者认为，“不按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则这些产业不可能较经济地并在较短时间内产生竞争优势。如中国汽车、电子信息产业以目前状况很难进入国际市场”（邵润堂等，1999）。很显然，这种观点是无法让人接受而且也完全不符合我国现实情况的。大力发展汽车工业已经成为我国扩大内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汽车工业的迅猛发展，说明了这一政策和战略的正确性。发展电子信息产业也明确成为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最重要领域之一。“九五”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持续和迅速增加，都从实证上反映了比较优势理论的现实局限性（注：2002年我国电子信息产品出口达到900亿美元，占全部出口的28％，所占比重比1997年提高近1倍。高新技术产业生产总值达到18000亿元，10年间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增长。2003年第1季度，全国商品出口中机电产品的比重已经达到50％。）。有关实证分析也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初级产品的比较优势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而工业品的比较优势逐年上升，其中高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迅速提高。（马述忠，2002） 从国外需求看，如果要素禀赋结构相近的众多发展中国家都把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奉为几乎唯一的产业选择，那么，当这些产品蜂拥至发达国家市场时，必然是恶性竞争局面的出现，受损害的还是这些把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奉为真理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方面的例子已是数不胜数。 比较优势分析从实质上看是一种供给分析，其所关注的对象均是生产要素，包括较低层次的资源禀赋、劳动力成本、资本数量等，以及较高层次的技术水平、人力资本等，以此判断某国或某地区是否具有供给优势。由于缺乏需求分析，供给导向的产业分析难以构建较完整的政策框架，难以避免对现实决策产生误导。我国落后地区通常采取的一些谋求产业发展的战略，如发挥资源（注：指矿产等自然资源以及如农副产品等基础原材料资源。）优势，延长产业链条，促进规模经济等，都是基于比较优势理论所得出的政策结论。但由于比较优势理论在需求分析上的缺陷，使得上述产业发展战略同样存在缺陷。 ——发挥资源优势。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落后地区过分强调要素成本优势，将资源丰裕程度作为确定当地产业发展方向的决定因素，将市场战略局限在要素成本竞争上，忽视了该产业的国内、国际市场的供需格局、需求增长潜力等，往往导致边际收益递减，陷入“比较利益”陷阱，资源优势不能转化为竞争优势，甚至成为竞争劣势，走向比较优势的悖论。我国山西地区在煤炭资源开发方面就是典型例子。几十年来，山西全力发展煤炭，并努力延伸到洗煤、炼焦、坑口发电等，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竞争环境下，都把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