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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看世界的方式不一样 我把毕加索放在第一位 　　三联生活周刊：我采访过一些和你年纪相仿的有名艺术家，他们讨厌像大众一样被技术控制，比如会强调自己用胶片而不是数码，或者不上网不发短信。你却很不一样，用iPad画画，短信发得像年轻人一样顺溜。 　　大卫?霍克尼：我知道很多像我这样年纪的人不用新技术，在美国或在英国，一个78岁的人不会喜欢这些。但是所有艺术家其实都在用技术，就像我说的，毛笔、纸张、铅笔都是技术，而iPhone不过是一种更新的技术。我对所有能做出图像的技术都感兴趣：照相机、传真机、iPad……任何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什么新事物是你抗拒的？ 　　大卫?霍克尼：我没什么不能接受的东西。确实，会对某些技术没那么好奇，因为我喜欢的只是能做出图像的技术。这也回答了为什么我对摄影感兴趣，有些艺术家不喜欢，但我认为应该懂得摄影术。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摄影发表过很多“不好的”看法。有没有摄影家朋友与你争论？你也认识大师卡蒂埃-布列松，他说过什么？ 　　大卫?霍克尼：布列松所处的时代是摄影的时代：上世纪20年代以后相机变小，光被发现，照相不需要三脚架了，可以在大街上拍了。1975年左右他基本结束摄影生涯，也就是那个时候计算机进入生活，改变了很多领域。今天我们不可能再出现一个布列松，因为我们不可能再用同样的方式理解摄影。 　　布列松只拍摄而从不剪裁照片，他也不赞成剪裁，但如今几乎每个人都会剪裁甚至“操纵”照片――我想指出，“操纵”是在摄影术诞生之前就有的。基于化学工艺的摄影时代持续了大约170年，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处于新时代了。我说过，洛杉矶时期（指他自己住在洛杉矶的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会因为一个摄影师把两张照片拼接到一起而开除他，但我认为现在不会了。一张照片我看起来是这个样子，但它真的是这个样子吗？我表示怀疑。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摄影师，昨晚（我在中央美院讲座时）人山人海，都在拍照，没什么可以阻止他们。每个人都在改变摄影，摄影也需要这种改变。 　　三联生活周刊：在坚持绘画这点上，你又好像很念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艺术界大有抛弃绘画的潮流，装置和行为才是人们追逐的先锋艺术。那种气氛对你有什么影响？比如说，你也因此有过困惑？ 　　大卫?霍克尼：没有。我只对图片（picture）感兴趣。我认为真正有力量的是图像（image），而不是装置和行为。行为是现在时的，剧院是现在时的，但图像不一定是。 　　时间是巨大的谜。我现在意识到我会走向死亡。我年轻的时候认为一切永恒，所以才会吸烟。但当我到了78岁，我意识到自己将会在某个时候离开人世，因此我努力多干活。艺术家老了之后，唯一想做的就是待在工作室里，每个艺术家都这样，这也是我目前的状态。我比20年前工作得更努力，画得更多。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问过你，如果邀请5人共进晚餐会有谁，你当时将毕加索放在了戈雅、伦勃朗、米开朗琪罗和歌德之前。为什么？ 　　大卫?霍克尼：我认为毕加索是非常独特的艺术家，独一无二，无与伦比。他留下的作品数量巨大，非常巨大，他所达到的成就直至现在人们也还在不断发现中。去年10月我去纽约，看了1200幅毕加索和马蒂斯的画作。我还看了大都会博物馆关于毕加索和立体派的展览，包括胡安?格里斯（Juan Gris）、乔治?布拉克（George Braque）、费尔南德?莱热（Fernand Leger）等等。是的，如果让我排，我把毕加索放在第一位。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有一种评价――大概你也听说过――认为毕加索被20世纪艺术史“严重地神话了”。 　　大卫?霍克尼：我从不认为他被高估了。也许有人这样看，但我不会。 　　三联生活周刊：你拜访过他吗？1973至1975年，你曾在巴黎寓居过。 　　大卫?霍克尼：毕加索是1973年去世的，我那时确实住在巴黎，但他已经非常老了。我记得他去世那天，我正打算去见让?雷诺阿――画家雷诺阿的儿子、电影导演。我在开车去他那儿的路上，从广播里听到毕加索死了。我把消息告诉让，他说：“死亡是一件多么不毕加索的事情啊！” 　　三联生活周刊：杜尚呢，你怎么看他？ 　　大卫?霍克尼：杜尚本身是个有趣的艺术家，但我不确定那些追随他的人也是。我指出过，杜尚的画作《下楼梯的裸女》是关于一个裸女在楼梯上的运动的图像，而毕加索结构画面的方式却是眼睛的运动，是关于你的移动、我的移动、视觉的移动。这有很大不同。就好比抽象艺术，我觉得中国人不再需要什么抽象艺术，因为你们早就有了，“文人石”就是一种抽象。对欧洲来说，抽象艺术的发生可能是因为摄影。许多人认为摄影是终极真实，我不同意，我是少数几个不同意的人之一。我已经创作了一些新的观看角度并证明可行。我认为压根儿就不存在“终极真实”这种概念。 　　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