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大学高收费政策.docVIP

评中国大学的高收费政策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出台了许多改革措施和政策，其中最值得认真检讨的就是高等院校的高额收费政策。笔者从国际对比的角度，对这一政策作了初步剖析，认为这个政策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它事实上是假“改革”为名，把政府本应承担的相当大部分的高等教育投入转嫁给民众，构成了学生及其家庭的严重负担；这样的所谓“改革”徒然加重社会负担，却丝毫未改变高等院校资金的使用效率；政府让大学生的家庭代替它支付了高等教育投资，却并未降低各级官员奢糜消费的开支，实际上是间接地让学生家庭部分地填补了政府官员们腐败浪费的资金来源，这样的政策严重违反了社会公正的原则。 一、大学高收费政策的是与非：从舆论看民意 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大学开始实行高收费政策以后，“高等教育产业化”变成了一个“坚定不移”的“改革”措施。大学的收费标准越来越高，而贫困家庭学生弃学、乃至学生和家长自杀的现象也越来越多。大学高收费政策夺走学生和家长生命的案例，与权贵阶层一掷千金的奢华，构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然而，政府对这样的严重社会问题似乎始终漠然忽视。与此同时，民间和舆论对这一政策的批评则接连不断。笔者将10年来搜集的一小部分对大学高收费政策的批评文章列举如下： 早在1994年，《改革时报》就发表过一篇长文──“大学上得起吗？”[1]，该文作者指出，由于各地的大学陆续开始提高收费标准，“大学的门槛越来越高了”。他以湖北、南京两地先后有大学女生因无力交纳学费而服毒自杀的惨剧为例，向社会各界发出了令人心颤的警告。 半年以后，《亚太经济时报》发表了刘勇的文章，该文的标题是，“穷人家的孩子还能读得起大学吗？”。刘勇引述了一位老经济学家的话：“把教育当成商品是社会的悲哀[2]。” 1996年，一位作者有感于河南省当年有167名高校新生因为无力支付学费而不得不放弃深造的机会，在一篇文章中忧心忡忡地发问：“河南一地如此，全国又有多少优秀青年中断了成材之路？[3]” 1999年，一些作者撰文批评了“教育产业化”政策，认为这个似是而非的“改革”口号其实存在着一系列问题[4]。 2000年初，《工人日报》发表了题为“教育界高收费阴影笼罩”的文章。文章抨击了假“改革”为名的教育界高收费政策：“办大学已经成为高收费的一块特区。”该文作者认为，中国高校的收费相对于老百姓的收入来说，实在是太高了[5]。 针对有些经济学家鼓吹通过“教育产业化”来“扩大内需”，国家统计局主办的杂志2000年连续刊登文章予以驳斥。一位作者指出：“用教育消费来扩大内需的做法，无异于缘木求鱼。[6]”另一位作者列举了以下事实：1997年高校学费提高后，当年即有11％的学生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他进一步指出：“高昂的学费必将把绝大多数工农子女淘汰出局，这显然有违公平竞争的原则。[7]” 2000年春，《北京日报》也刊登了题为“穷人的孩子上大学难”的文章[8]。同时，《中国青年》杂志也接连发表文章，批评高等院校的高收费政策。在“穷孩子迈不进大学校门”这篇长文中，作者提到，福建省武平县的朱丽芳、朱武星双胞胎姐弟同时以优异的成绩分别考上了厦门大学和厦门医学院，可是他们的家庭无力交纳每年至少1.5万元的学费，于是姐弟两人只好望大学的校门而兴叹[9]。另一位作者则观点鲜明地指出：“看来我们对教育的重视仍然停留在口头上，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足而让老百姓承担沉重的教育负担，不仅有失社会公平的原则，更是一种短视行为。[10]” 吉林省的一位作者针对“高校高收费”政策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批评：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它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用来办大事；试看卫星上天、核弹试爆、“亚运”盛会、港澳回归......，只要最高当局一声令下，必然全国回应，攻无不克、坚无不摧，多么难办的事情也可以迎刃而解；那么集中一点财力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反而办不到，岂不是咄咄怪事？他的结论是，政府之所以没有大幅度提高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其根本原因“是不为，而非不能也”[11]。 在舆论的压力和社会表达出不满后，政府近年曾经出台了一套助学贷款办法。这一政策属于“政府请客，银行买单”，由于银行的经营正逐步商业化，金融机构对助学贷款这种高成本、高风险的业务兴趣索然。因此，对许多家庭贫困的大学生来说，这一规定不过是“空中楼阁”和难以充饥的“画饼”，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按照银行的要求找到助学贷款的担保人。2002年，复旦大学新生丁炜的父亲因为筹不到儿子的学费而跳楼身亡。这位老农民用自己的生命向中国高校的收费政策表达了强烈的抗议，深受民众欢迎的《南方周末》就此作了报导[12]。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陕西省，该省2003年高考考生景艳梅以优异成绩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可是她的父亲却因为无力负担高额的学费而自杀[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