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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在涉法涉诉信访新机制中的定位 　　一、问题的提出 　　2014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这份文件强调把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纳入法治轨道，重点解决入口不顺、法律程序“空转”、出口不畅问题，规定了诉访分离、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导入司法程序、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和国家司法救助制度。这次改革思路和制度设计找准了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命脉，体现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推进涉法涉诉信访的法治解决之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涉法涉诉信访是人大信访的重要部分。当前，人大在处理涉法涉诉信访过程中，存在三种认识：一是认为监督法颁布实施后，不能搞个案监督，对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办理无作为空间，想管管不了，干脆不管。二是认为人大作为权力机关，不是处理具体事情的部门，对于信访案件可一“转”了事，不必花心思，动脑筋，找麻烦，伤和气。三是改革已明确涉法涉诉信访案件通过法治轨道解决，这就和人大无关了，没有人大什么事情了。我们发现在实践中，涉法涉诉信访新机制运行以来，人大的涉法涉诉信访工作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终而不结现象持续，人大信访量有所上升。对已经终结的信访事项，政府和“两院”都不再受理，而对终结不服的群众将会转向人大信访部门投诉，以求通过人大监督，获得再次审查案件或进行赔偿的机会。二是信访焦点由案件转向司法人员，希望人大加强对“人”的监督。从北京市人大的信访来看，近三年来，检举控告类信访数量逐年增加，占涉诉信访总量的比重从2011年的12%上升到2014年的19%。其中原因，主要是人大虽不直接处理案件，但对法官、检察官有任免权，希望通过向人大反映司法人员枉法裁判的行为，引起人大重视，进而关注案件。三是对人大信访工作的分转机制和跟踪监督机制提出新要求。涉法涉诉信访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于涉法涉诉信访采取诉访分离机制。而对于人大来说，无论 “诉”“ 访”涉及司法机关还是政府部门，都是人大监督对象。但实践中，对“诉”和“访”如何跟踪监督，特别是对诉中有访、访中有诉，法律问题与实际问题交织的情况，如何加强与“一府两院”的协调，共同推动问题解决，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机制。 　　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根据涉法涉诉信访改革的新精神、新部署，立足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作用，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视野和框架下来探讨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法治化解决路径，既是老话题，又是新课题。 　　二、涉法涉诉信访与人大履行监督职能存在契合 　　不可否认，涉法涉诉信访是民众的一项宪法性权利，是阐述主张、表达诉求的合法行为。改革确立的涉法涉诉信访新机制，是对信访新秩序的构建，在规范执法司法机关行为的同时，也需要信访人的遵循，但信访人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不会因为有了新的规定而自觉地在短期内改变。因此，信访人不理解新机制，我行我素的现象依然存在。笔者认为，从客观上来说，社会还处在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司法公信还没有完全树立，很多老百姓对检察院职能还不甚了解。这些因素都会导致一个结果：在一定时期内，涉法涉诉信访依然是民众维护权益的救济途径。 　　首先，涉法涉诉信访具有民主性特点。涉法涉诉信访具有明确具体的法律基础，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法定权利。现行宪法明文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另外，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法都明确规定，当事人不服法院判决或者其他法律文书、处理决定的，有权提出申诉；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犯罪行为，有权提出控告、申诉等。所以，信访权包括涉法涉诉信访，是人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其内容包括批评建议、控告、申诉和检举的权利，既体现了公民参与社会与国家管理的公权利特点，也体现了个人行使私权救济的特点。 　　涉法涉诉信访也是推进司法民主的重要途径。人民群众通过来信来访反映司法机关工作存在的问题，体现社情民意和百姓呼声。无论人民群众的意见诉求是否合理，政法机关应该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认真听取，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所以说，涉法涉诉信访既有民意表达功能，是司法民主化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涉法涉诉信访这个途径，人民群众可以增加对司法工作的了解，增强了对司法工作的认同感。反过来说，司法机关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通过信访这种“送上门”的法制宣传机会，让人民群众减少对司法机关的神秘感，增强对法治建设的信心。 　　其次，涉法涉诉信访具有监督性。涉法涉诉信访是政法机关执法办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