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分析 投稿：蔡鄍鄎.doc

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分析 投稿：蔡鄍鄎 　　一、引言 　　依据国际经验①，若某一金融机构的倒闭或危机将会损害整个金融系统，并可能造成体系内出现大范围的运行困难，且最终影响了金融系统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则无论这种效应是由该机构的直接影响导致的，还是由其引发的传染效应带来的，我们均可以认定该机构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s)。按影响范围的不同，系统重要性机构又可被进一步细分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G-SIFIs)和本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D-SIFIs)两类。 　　本次危机的演变历程表明，金融机构间的相互关联性在系统风险的形成、累积与扩散过程中均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尤其是那些“大而不能倒”的、对系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金融机构，由于其具有规模大、网络关联性强、业务复杂、涉及面广以及功能不可替代等特点，使得其单一机构的风险会迅速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到其他机构，并进而危及整个金融及经济体系的稳定与安全。正因如此，在宏观审慎政策的构架下，防范系统风险，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与监管，解决“大而不能倒”等问题便成为本轮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析这一问题的本质，“大而不能倒”②类风险的出现是金融机构行为的“外部效应”的集中体现。历史经验表明，金融机构的行为存在着负向外部效应。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家银行可以通过扩大其资产负债的比率来增加利润，但这将加大银行流动性风险和资本补偿风险。一旦出现危机，银行资本无力承担全部风险，而是由整个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社会经济体系来承担，这一点即为传统金融监管理论的出发点与关注重点之一。然而，金融机构的“外部效应”还不仅如此。随着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度不断上升，金融网络效应亦不断增强。这使得在整个金融网络内，每一家机构都天然的在为整个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作出自己的“贡献”③。具体表现为，单一个体可能并未出现危机，但由于机构间关联程度的提高，其个体风险会迅速通过资产负债连接、市场预期变化、交易行为改变等多种方式影响到其他机构乃至整个经济体系，并最终形成或增大了系统风险。这种对系统风险的“贡献”能力对每个机构都是不同的，而且在不断变化。反映在“大而不能倒”类金融机构身上，其影响力就近乎等同于出现了系统风险事件，而且由其“外部效应”产生的系统损失成本也非常巨大。 　　按照福利经济学的观点，外部效应可以通过征收“庇古税”的方式进行补偿和控制，这就要求我们的金融监管与金融宏观调控政策有能力在不损伤效率的条件下，对这样的“外部性”进行调节，而在政策应对力度与方式上，也能够根据对“系统风险贡献”的变化进行差别的调整。然而，无论是对造成全部损失的估计，还是对系统风险贡献的衡量均需要从整个金融系统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而这恰恰是传统的，以维护存款人和公众利益，确保单一个体稳健性为目标的微观监管所不能完全实现的。因此，应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对系统风险进行度量和分配，以此识别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并对其系统重要性程度进行量化分析，这对于建立差别的审慎政策工具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沿着这样的思路展开，本文将在已有金融网络模型④的基础上，首先尝试将金融网络结构因素纳入到对系统风险⑤的度量中，并在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导向下，构建“系统风险曲线”，对网络条件下的系统风险进行了重新的衡量；其次，我们从理论上将单一金融机构对整个系统的影响区分为“直接贡献”与“间接参与”两部分，并分别利用网络模型测算出的“冲击损失”与网络合作博弈中的”夏普利值(Shapley-Value)”，反映两种效应所造成的全系统损失；接下来，在金融网络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将结合我国2007-2010年的银行间支付结算数据，描述我国金融网络结构，并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对国内主要银行的系统重要性水平开展综合评测，同时给出系统重要性水平值；最后，在理论模型与实证结论下，进一步分析了“截面维度”上，影响机构系统重要性水平的各种因素，及其对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设计、选用的影响，并得到结论。 　　二、相关研究 　　已有关于金融机构系统重要性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范畴内逐步展开的，其关注的焦点也大多集中于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与认定方面，只是在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从理论研究方面来看，现有的讨论大部分是沿着如何评价单一机构对系统风险的贡献程度这一思路进行的，其差别也主要体现在系统风险的衡量及分配方式上。 　　Adrian与Brunnermeier(2009)提出应用CoVaR的方式去测算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程度，即计算在特定金融机构存在风险压力条件下整个金融系统的在险值(CoVaR)，并将CoVaR与正常条件下整个金融系统VaR的差，作为对应金融机构对整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