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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赛先生”的茁壮因子 　　屠呦呦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确可喜可贺。毕竟，中国为人类抗疟疾做出的巨大贡献终于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毕竟，这是自1901年诺奖设立以来，中国大陆科学家首次实现“零突破”。 　　不过，兴奋之余，我们或许更应该静下心来好好反思、反省：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不懒也不笨，为何100多年才出一个屠呦呦？要知道，新中国成立至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科技上投入的人力物力并不算少;要知道，作为全球公认的自然科学最高奖，诺奖得主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 　　在这个问题上，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大致可从体制机制和文化土壤两方面讨论。 　　（一） 　　有关体制机制的问题，在屠呦呦2011年获得拉斯克奖时，就引发过一轮激烈讨论。 　　美国《远东经济评论》杂志曾在2002年刊发文章《中国革命性的医学发现：青蒿素攻克疟疾》，称“中国研究人员在进行高尖端的科学实验时，使用的全都是西方国家早就弃之不用的落后仪器”。 　　据屠呦呦介绍，当年是“要什么没什么，只能买来7个大缸，在几间平房里用土法做提炼”。但就是在这样异常落后、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屠呦呦等年轻科研人员怀着“为国家做贡献”的激情与梦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历经无数次失败，终于研制出挽救了数亿疟疾患者的“东方神药”，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 　　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后，一位年轻的科研人员曾经在网上留言：“向屠呦呦等老一辈科学家致敬！现在的科研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可怎么就难以做出世界级的领先成果呢？”他给出的答案是：“我们这个年代的科学家大多数都太浮躁了，往往不能静下心来挖掘原创的成果。” 　　科技界的浮躁现象之所以难以改变，现行的科技管理体制难辞其咎。比如，科研项目政出多门、经费管理过细过严、考核过于频繁，导致科研人员把大量精力耗费在申请项目、应付检查上;考评机制过分看重论文数量，许多单位还把论文与奖金、晋升等挂钩，致使科研人员只求数量不顾质量，甚至不惜造假。难怪许多科研人员呼吁：尽快改革科技管理体制，给科研腾出一片净土，鼓励年轻人安安心心地做研究！ 　　当然，科研人员也应多向屠呦呦等老一辈科学家学习，能抵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潜心研究、攻坚克难。毕竟，现在的科研条件比当年好了许多，而体制的改革、环境的完善尚需时日。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两院院士的评选标准、方法和程序，也有待改进。 　　据了解，前些年屠呦呦曾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而事实上，像她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却落选院士的，在我国并非个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大部分时间在水田里研究超级水稻，却曾三次落选;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数十年如一日待在实验室里搞研究，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时，还不为社会所知;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饶毅是出了名的“敢讲话”，研究之余还大量撰文，批评科技体制机制的弊端以及拉关系、浮躁等不良学风，结果，他也在评选中落选，甚至公开宣布不再参评院士。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些年因涉嫌学术造假屡遭检举、质疑的多名校长、副校长，却依然稳坐院士宝座;相当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也顺风顺水地当上院士，在政、学、商界指点江山。 　　作为“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两院院士的评选无异于风向标、指挥棒，具有无可替代的引领、示范作用。其是否客观、公正，不仅事关院士群体自身的尊严和公信力，更影响着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方向和工作热情。默默工作、不善交际、敢讲真话、贡献卓著的落选院士，涉嫌造假、擅长公关、有权有钱的却顺利当选、风光无限――这向社会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二） 　　除了体制机制，我们也需在文化方面反思、反省。 　　不妨从2012年5月的一件小事说起。当时，清华大学教授颜宁带领科研团队在《Nature（自然）》上发表论文，解析了一个重要的特殊蛋白结构。我国有数百万科研人员，每年在该杂志发表的论文只有20篇左右，颜宁团队研究成果的含金量可以想见。然而，这则消息引发的网友（多为科技界同行）留言，却让人齿冷―― 　　“结构解析不是难事，很多人可以做，搞得快的，喝几杯茶的工夫就有个大概结果。” 　　“解析一个蛋白结构，就是一篇《Nature》。不错。毕竟有几万个蛋白呢。加上不同物种的蛋白，至少10万篇CNS（《Cell （细胞）》《Nature》《Science（科学）》三大顶级科学杂志的英文简称）”…… 　　这种酸溜溜的“羡慕嫉妒恨”，甚至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后，有许多人预测，她极有可能摘得诺奖。然而，两位曾经参与青蒿素研究项目的人居然给诺奖委员会写信，要求他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