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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入分配的几个理论问题（上） 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全局，十分需要有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经济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需要的经济学理论的支持。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收入分配理论有一个很大的局限性，即总是脱离人们的生产关系和生产过程来研究收入分配，硬把所有资源都说成无需生产就可以存在的收入，论证说这些现成的收入只要按需配置（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或者平均主义地让人人都同等满意，或者让已有非劳动生产要素的人仅凭财产所有权白得更多收入，经济就可以最有效率了。但是，没有人们生产出的劳动产品财富的极大丰富，是根本无法实行按需分配的；富有程度不是人们贡献和能力的必不可少的信号，穷人中蕴藏有大量能人和勤劳人。所以，冲破西方经济学的束缚，创新发展结合人们的生产关系和生产过程研究收入分配的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理论界需要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试图就这方面的几个理论问题，做出自己的探索。 一、收入分配与财富生产中的人与人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是一种注重研究收入分配与财富生产中的人与人关系问题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财富生产是收入分配的基础，劳动者是财富的生产者，也应该是财富的享有者，劳动贡献是否得到有效奖励应是收入分配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据。但如前所述，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收入分配理论的主要缺点之一，就是回避收入分配与财富生产中的人与人关系问题，只研究按需分配对静态资源配置的好处，或硬把人之间的收入分配描述成物之间的分配，没有把收入分配和劳动者的劳动贡献联系起来。但事实上，即便是在原始社会人们也要先打猎，然后才能分配。不生产财富，难道人们每年只在分配自然界天然存在的野果子、树皮、草根吗？收入分配总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物无论多有用本身都无法参加分配。所以，尽管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总是回避收入分配与财富生产中的人与人关系问题，无论是在经济思想发展史上还是在当代，都有不少西方经济学家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研究过这种关系。 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15～17世纪，西方国家曾主要依靠集军人和商人于一身的“商人”们的对外扩张，到殖民地去贱买贵卖，掠夺当地资源进行原始资本积累。而且很多商人确实是通过贱买贵卖、巧取豪夺取得了大量收入。所以那时的重商主义收入分配理论认为，财富和一切收入都是从流通领域来的，商人是最大的财富生产者，也应该是收入最多的人。 后来一些国家特别是法国，在商业的生产力大于农业的重商主义观念影响下，不惜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来支援国内制造业和扩张“对外贸易”，带来了许多不良后果。例如，法国17世纪中叶的著名重商主义者、当时的财政大臣柯尔培尔就颁布粮食限价令，人为地将农产品价格压制在低水平上，并禁止本国原料和谷物输出，其目的就是要用这些办法为从事于出口生产的制造业提供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所以，当时法国成千上万的农民得不到应得的收入，死于营养不良的饥饿，农村经济濒于崩溃。17世纪前期法国厉行重商主义和殖民扩张政策所取得的成就，到18世纪上半期已大为损伤，在北美建立的殖民地几乎丧失殆尽，国外市场为英国夺去，对外贸易也随之日益困窘。 在上述背景下，法国出现了一些为农业说话的重农主义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商业虽然可以使一部分人的财富减少，另一部分人的财富增加，但是无法增加财富的总量。他们从财富和物分不开这一现象，推论出财富和物是一回事，认为财富的生产意味着物质本身的创造和其量的增加。在各经济部门中，只有农业和矿业依靠了土地才能创造物质，才能使物质财富的数量增加，所以，只有农业才是生产收入的，其他工商业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通过这些活动才分到农业创造的收入。据此他们的理论认为从事农业的人，应该得到最多的收入。 产业革命前后，土地并没有增加，社会财富却不断增长，使很多经济学家想到，工商业固然不创造和增加物质，农业产品又何尝不也只是自然物质的变化形式，财富实际上是人们用劳动适应人的需要改造自然得到的，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在利润的形态上事实上知道了劳动产品财富的来源。由英国经济学家亚当#8226;斯密集这些经济学家之大承，写了一部世界公认标志经济学正式诞生的书，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或简称《国富论》，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价值论，用劳动说明了可以用于收入分配的财富的主要来源。他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劳动是第一性价格，是最初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①] 但是，虽然亚当#8226;斯密，特别是李嘉图比较彻底地论述了劳动价值论，用劳动说明了可以用于收入分配的财富的主要来源，可是在他们的理论里，按照自然规律（他们把市场经济运作看成是自然规律），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