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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宪政制论略作者：萧瀚 来源：法律思想网 来源日期：2004-5-3 本站发布时间：2010-2-20 0:10:54 阅读量：103次 　　谨以此文祭奠科举制废除一百周年 　　前言 　　一、传统中国：科举制与大一统下的共和 　　二、作为西方宪政基础的直接选举票决制 　　三、转型必须同步解决两类权力均衡问题 　　四、重要公职人员的产生：科举制还是大民主政治? 　　五、科举宪政共和制的基本结构及其与社会的关系 　　结语 　　前　　言 　　从19世纪的下半叶开始，中国朝野就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但是满清贵族的短视和部分改革者的激越使得以戊戌变法为主要标志的制度自改革走上绝路，前者促成了清室颓败，后者促成了貌似破旧有力、实则开新无能的百年乱政。 　　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看，从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来看，戊戌时代到辛亥时代唯一可能的宪政转型，是君主立宪制的政体——但我们错过了。以立废(而不是渐废)八股为重要特征，以一系列大刀阔斧斩断文化根基的政治变革为手段的戊戌新政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定局，这不是简单的帝党后党权力斗争论能够解释的。以几乎全盘套用美国式宪政为意识形态的辛亥激进主义遗绪，也注定了它的必然败局。两次君主立宪的可能都断送在激进主义思潮的裹挟之下，令人扼腕叹息。而袁世凯试图将自己从孤儿寡母手中夺来的政权变为君主制，比清朝更缺乏道统和政统——其逼宫行径和谋杀宋教仁的做法没法让人相信他对君主立宪的真诚，其败更在必然。1917年6月，张勋、康有为等策划的丁巳复辟时仅12天，也因时移势易，螳臂何以挡车?北洋军阀时代虽有一定的民主宪政，但其不可避免的幼稚(虽然幼稚也已经很了不起了)以及国家的不统一无法令人满意，于是北伐军以党军武力统一，公权力重集于一党即为必然，于是这种更极端的、与分权制衡观念完全反向的激进主义就向共产主义发展，其最后的胜利不能不说确实是历史的选择。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王国维先生就已经预见到中国未来将“以共和始以共产终”，这并非一语成谶，而是表明着先知大哲的惊人洞察力和预见力。 　　今天，我们再次站在历史的关头，现政权遇到了与晚清政府某些类似的情形，假定政权自改革的动力相等，以戊戌变法之前的社会状况进行比较，政治转型的条件各有优劣： 　　1、晚清之内忧外患比现在更加深重，尤其外患导致的财政困难远超过现在，重新抬头的种族主义势力严重威胁晚清政统的合法性，目前中国内忧虽然不免，但由于国际形势尚好，因此革命的可能性比晚清小; 　　2、晚清时代是中国传统的延续，有君主立宪之可能，而现在一点可能也没有，平稳转型需要其他的政治机制; 　　3、晚清时代的社会伦理比现在要稳定，不像现在这么混乱; 　　4、晚清时代实行民主制度的可能性要小于现在，但是否存在质的差异不好说; 　　5、晚清的中央权力不如现在中央权力稳固有效。 　　在上述条件下，我们来探讨中国当代政治和平转型的可能性，就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历史的语境和社会的语境，只有从历史和现实中找到一把真实的钥匙，我们才能安全地打开转型之门，否则历史未必就不会轮回。 　　抽象地说，这把钥匙需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能够保障政治改革有力的启动和持续进行下去，并且能够最终获得宪政改革的果实，同时要能够尽快、尽力解决社会问题保障政府自改革不被社会抛弃。 　　制度转型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在避免社会动乱的同时保障基本人权，它必须同时解决两个问题——国家主权从实质上统一，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必须受到有效监督，公权力的纵向和横向均衡必须同步完成。 　　从技术角度看，这把钥匙必须符合中国人的手感，虽然学习西方是完全必需的，但完全照搬西方任何一国模式可能都是事倍功半甚至是危险的。 　　因此，政治转型是中国的宪政转型，这一点必须被强调，它将是而且必须是尊重甚至继承历史、符合现实需要，同时具有足够的稳定性以保证未来其他政治模式和平演化可能的一种新型宪政。 　　一、传统中国：科举制与大一统下的共和 　　从有信史记载的西周开始，中国在有直接证据可考的近3000年历史中，统一是大势，那么这种统一从何而来?即使如西周，被史家们认为并非中央集权(集权未必专制，但专制肯定集权)的尊王共主时代，也有一个基本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似乎是脆弱的(相对于后世的中央集权而言)，但也持续了近300年，这托庇于周公的礼乐制度安排似是定论。东周之动荡在于礼崩乐坏似乎也是定论，其后果则是战国之后统一于武力的暴秦，但是单纯的武力不可能控制如此庞大的疆域，于是秦王统一13年以后，汉代取而代之。汉家帝王虽然继承了秦的中央集权外在模式，但是并不以武力作为主要政权合法性基础，汉初统治者以黄老之学治国，与民休息，但是这种缺乏进取的治道立刻就面临了疆域辽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