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稼轩词与金源文化.docVIP

稼轩词与金源文化 赵维江 【內容摘要】稼轩词的产生是以金朝的存在为前提的，宋、金之争实质上是中国内部两个政权争夺正统地位和完成统一基业的斗争，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决定了稼轩词爱国主义精神最基本的内涵，只能是对消除分裂恢复统一的渴望与追求，而非“抗击外国入侵”，或者称为“挽救民族文化精神衰亡”的层次上。重道务实的“苏学”盛行於北方金源社会，对北方的文学艺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词坛上形成了一个“皆自坡发之”北宗派系，长成于金国的辛弃疾在词风上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金源文化的熏陶，由此在根本艺术精神上显示了与东坡的相通与契合。金代词坛“苏体”大盛与立国初所出现的“吴蔡体”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而“吴蔡体”，特别是曾为辛弃疾老师的蔡松年的创作，对于辛稼轩词学思想和词体特质的基本形成，则起着直接的启发和导向作用。 今见《稼轩词》六百余首，均作于辛弃疾二十三岁(1162)南渡之后，据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可考年份最早的一首《汉宫春．立春》作于他投宋的第二年，其技法已相当成熟，清人谭献谓之“以古文长篇法行之”，而散文化倾向正是正是稼轩词的最重要的词体特征之一。龙榆生曾指出：“稼轩词格之养成必于居金国时早植根柢。”论涉及到一个往往被人忽略的重要问题，即研究稼轩词风格特征的形成离不开对金源文化的考察；实际上，以爱国主义为根本精神的稼轩词的产生是以金朝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对其内容方面许多问题的探讨，更是需要结合金源社会具体的文化历史背景，才能得出客观的公正的结论。由金源文化这一特定角度切入，无疑将使稼轩词的研究出现新的突破。 一 由金源文化性质看稼轩词爱国主义精神 稼轩词爱国主义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 目前通行的观点认为，稼轩词表达了“挽救国家民族的伟大志愿”，对“国家和民族存亡”及“华夏文化沦亡”的深切忧虑。很显然，这些论点都是从以南宋为“国”，北金为“敌”的角度立论的，其“国家”、“民族”的概念，并不包括北方的金国。也就是说，辛词的爱国主义性质是定位在抗击“外国”、“异族”侵略这一层次之上的。还有一点也很明确，论者所使用的“国家”和“民族”的概念，与“中国”、“中华民族”的一般意义完全相同。 对于稼轩词爱国主义内涵的这种规定，实际上忽略了当时金源社会的文化性质。宋金分立与历史上一般的分裂状态（如东汉后的三国）不同，它是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对立，亦即“夏”、“夷”之间的对峙。而中国历史上的“夷”、“夏”，实质上与我们今天所讲的“中”、“外”属于不同的概念范畴。如钱穆先生所论，在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在这种海内一家，天下一体的观念中，四夷与诸夏分别的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在地理观念处于封闭状态的鸦片战争之前的古代中国，应该承认钱氏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自周秦以来天下一体的大一统文化观念中，历史上分裂的南北双方（包括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历来都被包括在大中国的概念之中。实际上，宋人包括辛弃疾本人也没有认为宋、金对立与历史上的南北朝局面有什么本质不同。此外，稼轩词产生的十二世纪下半叶，女真族实际已经完成了由“夷”到“华”的“文化”转变，正如《金史·文艺传序》所述： 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来，渐立条教。太祖既兴，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太宗继统，乃行选举之法，及伐宋，取汴藉图，宋士多归之。熙宗钦谒先圣，北面如弟子礼。……金用武得国，无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 金统治者一系列汉化政策的实施，使这个起步于落后游牧社会的政权性质逐步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特别是金统治者对“德运”问题的重视和科举制的恢复，作为明显的标志，表明了金源文化为华夏文明的延续和一部分的性质。对于金国的“文治”，辛弃疾也是不否认的，他说：金“平居无事，亦规规然模仿古圣贤太平之事以诳乱其耳目。”可以说除了皇帝的种姓不同之外，金政权与南宋政权在本质上已无大的差别。这一阶段的女真族统治已与其初入中原时以破坏为主的情况有了根本的不同。此时宋金关系也进入了力量均衡、双方都不具备统一条件的相峙阶段，从而构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南、北朝时代。如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双方和东汉之后的三国一样，宋、金之争实质上是中国内部两个政权争夺正统地位和完成统一基业的斗争。这就使我们便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稼轩词产生的十二世纪下半叶，并不存在“中华民族”的存灭问题，更不存在“华夏文化”沦亡的危险。如果将稼轩词以抗金恢复为基本内容的爱国主义精神，定位在抗击外国入侵，或者称为挽救民族文化精神衰亡的层次上，显然，客观上并不存在其立论的前提。 我们这样讲并不意味着否认稼轩词爱国主义精神的存在，而是予之以更准确的科学定位。从上述金源社会的文化性质看，只有从恢复统一消除分裂这个意义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