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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性扭曲、结构性通缩与制度性障碍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课题组① 内容提要：除发达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外，几乎所有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都发生了通货膨胀，而中国却出现了通货紧缩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现象，并集中表现为结构性通缩。其原因在于核算性偏差和体制性压抑(主要是价格管制性因素和准入市场壁垒)造成了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严重扭曲，一方面表现为食品在居民消费支出中占一半左右，而提供食品的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不到20％；另一方面表现为增量改革带来的大量资金和财富不能有效配置，只能在工业制造业中过度竞争，从而压抑了增长最快的服务业的供给和需求。考虑到中国统计核算中存在着工农业增长率高估和服务业增加值低估的缺陷，不仅总量会出现低估，结构扭曲变形加剧。据此，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和宏观调节不能只着眼于总量问题，短期问题和政策问题必须兼顾长期和短期，协调总量和结构，着力于体制和政策联动，方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关键词：核算偏差 体制压抑 结构扭曲 通货紧缩 经济增长 一、中国之谜：通货紧缩伴随经济增长 2000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达到了8.2％，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和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开始由降转升，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降幅缩小。看来，经济增长下滑和通货紧缩的趋势得到遏制，中国的经济运行走到了周期波动的拐点。 1996年，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都进入了正常区间，1997年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滑，同年10月零售物价水平出现负增长，中国经济从通货膨胀的高峰跌入通货紧缩的低谷，这一趋势持续到2000年。尽管人们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存有分歧，但价格持续下跌和通货紧缩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经济增长率连续7年下滑，并在通缩期间经济的实际产出水平低于潜在生产水平，但仍保持了相当高的增长，即使最低的1999年，还达到了7.1％的增长率，属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可见，近几年的中国经济运行既不是有增长而无通缩，也不是通缩为实、增长是虚，而是呈现出一种经济增长与通货紧缩相伴随的态势，即通缩型增长或增长型通缩。 宏观经济的运行始终是一个动态过程，其态势取决于总供求的状况及其力量对比的变化。当总需求的增长速度超过总供给的增长速度时，就会出现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当总供给的下降速度超过总需求的下降速度时，就会出现滞胀；当总需求的下降速度超过总供给的下降速度时，就会出现古典型通货紧缩；当总供给的增长速度超过总需求的增长速度时，就会出现经济增长和通货紧缩伴随的现象。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上，古典型通货紧缩经常发生，而增长型通缩并不多见。英国在1814—1849年，美国在1883—1892年曾经出现过价格持续下跌、经济持续增长的态势，这主要是由于科技革命的缘故。本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走强，但是价格一直走低，也主要是得益于信息革命和新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这种现象均出现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肯定不是新技术革命的起源地，不可能出现技术革命引起成本快速下降导致物价下跌伴随经济增长的情况。从世界范围来看，作为经济制度和二元经济结构双重转型的国家，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而其他国家都是通货膨胀。无论是发展转型国家，如拉美发展中国家，还是制度转型国家，如前苏东国家，甚至双重转型的，如越南，都或多或少发生了通货膨胀，有的国家通胀率还相当高。即使是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也没有发生通货紧缩。 从世界看中国，中国不仅出现了通货紧缩，同时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形成了一个难解的中国之谜。本文试图揭示这个谜底。其结构和逻辑是这样安排的。第二节将围绕本文的论题回顾和评述国内外对中国通货紧缩问题的分析；第三节将讨论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双重扭曲，揭示中国之谜的谜底；第四节将进一步分析国民经济核算造成的结构偏差；最后是理论反思和政策结论。 二、文献评析：对中国通货紧缩的解释 凯恩斯创作《通论》是以30年代的大危机为背景，所要解决的是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的问题，因而被称作“萧条的经济学”。前不久，克鲁格曼还针对亚洲金融危机写下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2000)。但是，80、90年代，由于实际经济状况的变化，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在实际经济工作部门，都对通货膨胀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当政府还在坚持适度从紧的宏观政策，着眼于治理通货膨胀的时候，通货紧缩突然降临中国大地。于是，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一下子调转方向，开展了对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问题的广泛讨论。从需求方面到供给方面，从微观机理分析到宏观政策调整，乃至通货紧缩的国际比较和外部冲击，都有所涉及。然而，几乎所有的讨论都没有从上述的角度提出问题，并给予一个有效的解释。 樊纲教授(1999)比较早地提出和讨论了通货紧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