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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中的企业退出机制 ——关于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一项经验研究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周黎安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顾全林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内容摘要 本文运用来自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一套独特数据，从企业退出这个角度探讨决定中关村高科技企业退出的相关因素，尤其是企业的效率因素、企业负债和所有制性质(或行政隶属关系)对退出风险的影响。本文的基本发现是，效率高低日益成为决定中关村高科技企业生存的重要因素，这表明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开放，市场力量的重要性已日渐上升。另一方面，企业负债也成为制约企业生存与成长的重要因素。但是，企业净负债率对企业退出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它对国有企业不构成影响，而对非国有企业则形成显著的压力，这说明传统计划体制下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仍然没有消失。我们的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政隶属关系和所有制性质本身对企业生存提供的保护作用正在递减，而劳动生产率对企业生存的作用则正在递增。除了这些基本结果以外，我们还发现，企业的资产规模、年龄和集团隶属关系对退出也有着显著的影响。 经济转型中的企业退出机制 ——关于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一项经验研究 张维迎 周黎安 顾全林 导言 企业的进入和退出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市场效率的提高，一方面来自企业内部配置效率的改进，另一方面也来自对低效企业的淘汰。正如熊彼特（1934）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发展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企业之间的创新竞争不断淘汰落后的企业，留下成功的企业，而这种持续的企业进入和退出，构成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低效和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在何种程度上被市场竞争所淘汰，或者说企业的生存在何种程度上由效率因素决定，成为我们判断市场运行的效率状态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国经济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引入市场激励，逐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历经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之后，人们非常关心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我国目前的市场运行机制距离理想的效率状态有多远？在传统的行政力量和新兴的市场力量相互交织的经济转型过程中，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着我国企业的生存与死亡？众所周知，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行政指令决定着企业的命运。那么在今天，行政力量是否还有决定性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行政与市场力量对企业生与死的影响是否存在着此消彼长的趋势？ 本文运用来自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一套独特数据，试图从对这上述问题做一些深入的实证研究。特别地，我们从企业退出这个角度探讨决定中关村高科技企业退出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企业的效率因素和所有制性质对退出风险的影响。我们选择中关村科技园区的高科技企业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出于两个基本考虑：首先，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企业在我国高科技行业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研究这些企业的生存和死亡的决定因素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其次，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企业所面临的市场和政策环境的演变是我国整体经济转型的一部分，理解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的退出机制对于理解我国经济转型的一些基本特征也有一定的帮助和启发。 本项研究所用的企业数据非常独特。已有的企业层面上的关于进入和退出问题的经验研究，绝大多数的研究对象均集中于美国和其它一些发达国家，而对东亚各国，尤其是对中国大陆的经验研究则非常稀少，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等国家在企业层面上的数据统计工作开展得较好，研究者较容易获得满足要求的企业数据。而在中国，要获得类似的数据的难度就很大。本文采用的数据涵盖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1995－2002所有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并呈报有效年度报表的企业，由于具有普查性质，它区别于一般的企业抽样数据，因而具备研究企业退出的基本条件。据我们所知，本文是国内外经济学文献中第一次对中国企业退出问题的实证研究。与国外同类研究所用数据相比，本数据的优点体现在所设及的企业信息非常丰富，包括企业的基本状况、财务报表、人力资源等诸多方面。另外，我们的数据是年度数据，有8年的连续观察，非常适合研究相关因素对企业退出风险的影响。 我们运用的主要估计方法是Cox比例死亡率模型（Cox Proportional Hazard Rate Model）。本文的基本发现是，效率因素日益成为决定中关村高科技企业生存的重要因素，这表明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开放，市场力量的重要性已日渐上升。另一方面，银行信贷及可得性也成为制约企业生存与成长的重要因素。但是，企业净负债率的企业退出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它对国有企业不构成影响，而对非国有企业则形成显著的压力，这说明传统计划体制下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仍然没有消失。我们的研究还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政隶属关系和所有制性质本身对企业生存提供的保护作用正在递减。具体结果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几点：（1）企业的退出风险与企业的效率程度和资产规模呈反比，与企业年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