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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传奇鉴赏 ——浅析《莺莺传》与中国封建文化院系： 民生学院 年级： 12级 姓名： 寇依 专业： 会计学 E-mail: mailto:penny.k@penny.k@论文完成日期：2014年6月浅析《莺莺传》与中国封建文化寇依 会计学 E-mail：mailto:penny.k@penny.k@摘要：元稹的《莺莺传》是唐传奇中以爱情为题材的杰出代表作，是一部“始乱终弃”的女性婚恋悲剧。文中塑造的崔莺莺形象美丽、温柔而又痴情,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女性人物世界。本文通过《莺莺传》探析中国封建礼教对故事的影响，同时分析了唐代婚俗文化的多重性。关键词：莺莺传 封建礼教 唐代婚俗 一、封建传统伦理思想对《莺莺传》的影响　元稹的《莺莺传》中所塑造的崔莺莺的形象，是唐代爱情传奇文本中塑造得具有较高文学史意义与美学价值的女性形象之一，她不仅具有绰约的风姿、隽雅的谈吐以及过人的才艺，而且敢于超越封建社会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大胆主动地与张生交往、相恋，以至于“自荐枕席”①她的形象无疑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女性人物世界。然而，《莺莺传》深受儒家诗教的影响，在文本的各个层面都渗透着诗教意识。对此，不少学者有所论及。如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将《莺莺传》视为主人公儒家道德成长的故事：“这是一个有关道德‘成长’的故事。经过了微小的堕落和随后的悔悟，年轻人成长了，从自己的错误里面汲取了教训。”②文中，虽然未对莺莺家世做详尽的介绍，但在当时崔氏是一个大姓，应该是名门望族。而且可以从莺莺的日常举止中仍然能看出她深受家庭封建礼教的熏陶。从伦理的层面上看，《莺莺传》并非单纯的爱情小说，它渗透了讽喻封建教化的目的，与儒家传统思想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唐代传奇产生之前的女性形象，或是如屈原创造的“湘夫人”、曹植创造的“洛神”一类，虽有“女儿身”却没有女性主体，没有真实自我生存价值与生命意志的“意象符号”；或是以“妲己”、“赵飞燕”等人为代表的总让帝王误国、男人遭难的“祸水”。唐代是真正纵情的时代，言传心声，辞达情意，因而文学是主情的。而传奇小说，将笔触深入到人们的内心灵魂，并寄予了作者的审美理想。如果我们把唐代爱情传奇中的《莺莺传》塑造的莺莺形象与前面两种类型的女性形象相比较，就不难发现她身上呈现出的封建社会女性某些现实的情感体验、丰富复杂的性格特征及更为曲折细腻的情感历程：崔莺莺初见张生时，是“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 ①，表明崔莺莺十分矜持,对生命与自我道德有着敏锐的防范心理，大家闺秀的教养和封建礼教中女性行为规则的制约，使得她谨小慎微、循规蹈矩；在和张生第一次见面时，崔莺莺非常勉强，“久之，辞疾” ①，而且在与张生首次约会时崔莺莺还对张生进行了一番训斥；接着, 崔莺莺在张生“试为喻情诗以乱” ①与红娘的联合诱引下初次萌生的爱情的力量，使她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以至“自荐枕席”；后张生始乱而终弃，崔莺莺愁弄凄恻，“乃至梦寐之间，亦多感咽离忧之思，绸缪缱绻，暂若寻常。幽会未终，惊魂已断” ①，却“阴知将诀矣，恭貌怡声”①连挽留的话都没有，足见崔莺莺的绝望之情。在经历被遗弃的痛苦之后，她委身于人。作品生动细致地展示了温柔痴情的女主人公私恋的情感变化历程。就算后来张生遗弃了她，她也自以为私相结合“不合法”，“有自献之羞”。她不是振振有理地向张生提出谴责，而只是一味哀恳，希望他能够始终成全。只有怨，没有恨，这是家庭出身、封建教养带给她的局限性。“后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当张生以义兄身份要求相见时，莺莺对张生依旧留恋，但始终未再现身。莺莺虽然对爱情保持着独立的渴慕，但她经过重重思考，放弃了实质性的对爱情的大胆追求，莺莺终于走上了封建礼教所推崇的纲常女子之路，到头来，莺莺都没能说服自己放纵到底，反而选择了认输，委屈压抑自己。小说临近结尾，张生发表了宣扬封建伦理价值的“尤物论”：“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这段议论辞色俱厉，将美色同妖孽、国家祸乱相连，与前面“时有情致”的浪漫叙事极不协调，被鲁迅批判为“文过饰非，遂堕恶趣”③。实际上，“尤物论”不仅是张生的开脱之词，而且用意深婉，寄寓了讽喻之旨，即元稹借端发挥,通过张生之口实现政治伦理的教化惩劝功能。可见，儒家伦理以社会政治伦理为核心的文学观深刻影响了《莺莺传》的创作，元稹通过叙述张生的“忍情”传达了伦理本位的审美理想，隐含了教化功能。正如司马相如作赋“劝百而讽一”，我们读《莺莺传》，被深深感动的是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至情流溢，讽谏之意则微乎其微。元稹虽然在主观意图上秉持教化的目的创作《莺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