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跨境文化合作的经济效应分析——以中越边境.docVIP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跨境文化合作的经济效应分析 ——以中越边境为例 彭慧丽* （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人员） [摘 要]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深，中国与东盟各国积极开展国际性区域文化合作，有助于缓和并减少区域整合过程中经济、文化、社会的不协调，有利于东亚地区经济与文化合作可持续发展。考虑到文化合作的混合经济属性以及中国—东盟区域文化合作的动因和效果呈现出政府主导、经济推动、网状关联、空间集中等特点，本文选取中国与越南跨境文化交流与合作作为研究对象，从官方和民间等两层面切入，一方面通过梳理中越双方政府签署的文化合作协定及相关文化合作文件，发现双方文化合作虽尚未完全进入制度化阶段，但已建立多领域文化合作官方机制，构筑起具有一定宽度的中越“无形”跨境通道；另一方面，不同民间主体兴起并推进各式非经济性跨境文化活动与交流及经贸性跨境文化产业合作，包括中越边民群体文化活动及其民族文化特产、双方艺术团体交流合作、举办商业性节庆活动和丰富边境文化旅游产业等等，基于“无形”跨境通道这一平台支撑，透过扩大边境人员流量带动双边“文化流”与“经济流”交汇作用，重塑着东南亚特色的边境经济区乃至地缘经济带。跨境文化合作作为国际文化合作的浓缩体现，其双边文化经济交往模式从“民间先行，政府后起主导”逐渐演变为“双轨协调发展”，有益于边境文化资源合理地经济配置，为边境及区域文化经济融合发展提供空间集聚力，故国际性区域文化合作将进一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关键词] 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性区域文化合作；边境经济；中国—东盟；中越边境 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东盟“10+1”、“10+3”（即东盟十国与中国、日本及韩国）等合作框架正式启动，东亚地区合作逐渐从依赖企业间贸易与投资等市场主导的非正式的（de facto）经济合作，向高层级的、国家推动的、包括政治和安全、经济、文化、社会等全方位的正式的（de jure）制度化区域合作。其中，经济与文化领域的合作逐渐成为了东亚各国关注的重心。因此，藉由每年定期召开的首脑会议、专业部长会议、高官会议和工作层会议等，东亚国家之间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及文化合作文件（包括议定书、联合声明、备忘录和年度交流执行计划等），为经济、文化合作提供制度性保障。以中国—东盟合作为例，从2002年11月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到2004年11月签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CAFTA）《货物贸易协定》，2005年8月签订《中国—东盟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2007年1月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服务贸易协定》，再到2009年8月签署自贸区《投资协议》，等等，国家层面或地区层面的制度性文件签订不仅有助于加快、加大自贸区建设步伐和开放程度，随着2010年1月CAFTA如期建成，更有利于双方全面推动区域内双边及多边贸易、投资和文化服务贸易的实务合作。 在区域合作日益机制化的背景下，从长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来看，区域经济合作将更多地寻求动态收益及非经济收益，即获得开展区域文化合作带来的动态混合外部性。因而，为了促使区域经济深度一体化能顺利进行，从理论层面到实践操作，我们都需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将区域内文化资源合理经济配置，或者说，如何使国际性区域文化合作发挥经济效应。 一、在东亚区域合作框架下发展跨境文化合作 （一）经济一体化需要区域文化合作 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影响力日渐扩大及深远，此时，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无疑是这股浪潮中的强劲新势力。然而，经过十多年的磨合与经营，东亚合作虽取得丰硕的经济成果，并已基本实现区域经济的规模化，但相对欧盟等区域一体化“先驱”而言，其制度化合作水平仍偏低；同时，由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均、经济体制差异较大、产业结构发展明显趋同、要素流动与周转欠佳，使得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面临严峻阻碍。基于此，不少学者认为，针对一些地缘相邻的东亚国家与地区，可通过逐步开放邻近市场，为该区域提供贸易和投资便利，从而形成“小范围”共同市场，发挥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或是贸易释放效应（张蕴岭，2008），增加区内双边及多边贸易，提升区内经济合作紧密程度；或者，可通过官方协议或协定促成“次区域开发合作”、“跨境多边经济合作”、“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跨境次区域合作”、“跨国区域经济合作”、“边境区合作”等（丁斗，2001；尤安山，2004；李铁立，姜怀宇，2004；冯革群，丁四保，2005；黎鹏，2006；于海洋，2010；等等）不同形式或型态、层次或层级的具有东亚特色的“小规模”机制化区域合作，来丰富并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然本文作者认为，作为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先行主导力量——区域经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