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特殊之处.docVIP

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特殊之处 　　近期，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在北京卫视、东方卫视播映后引发热议。这部20多年前著名作家路遥的现实主义力作，在80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流行的时代显得有些“落伍”。不过，这部作品却成为新时期文学中少有的被广泛阅读的作品，人们感动于《平凡的世界》里普通劳动者的人格魅力，尤其是孙少安、孙少平面对困难不屈不挠、永不放弃的精神以及永远积极、自信、乐观、正直、向上的人生态度。他们都是路遥笔下“平凡的世界”里的“平凡的人们”，就是这些平凡的人们创造了“不平凡的”价值，这与90年代以来农民、农民工在市场化改革中作为底层和苦难的象征不同。《平凡的世界》一方面延续了“工农兵文艺”和人民主体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也呈现了这种社会主义实践的价值观面对新的世界的无力感和失效。 　　新的世界图景 　　很多人把路遥的小说解读为一种成长小说，能够起到人生励志的功能。这确实是有道理的，从《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里可以读出这些农村的知识青年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不断奋斗和抗争的故事。但是，与90年代大众文化中常见的个人奋斗或成功励志故事不同的是，路遥赋予“人生”故事以强烈的道德感和精神力量，他赞美的恰好不是一种人生的物质上的成功，而是迷恋于这种对现实和命运的不满所激发的奋斗精神。与《创业史》《艳阳天》等表现新中国的新农民从土地改革走向农业合作化的“金光大道”不同，《平凡的世界》恰好讲述了人民公社一步步走向瓦解、农村青年到外面的世界寻找出路的过程，路遥要用一种既有的文学写作惯例来处理七八十年代转折时期的新问题。 　　这个“新问题”在故事一开始就出现了，这也是电视剧的开头。躲在墙后的孙少平每天要面对甲、乙、丙三个等级的菜和白面馍、黄面馍、黑面馍三种颜色的主食的困窘，尽管他有文化、学习也好，但是生活水平上的差距让他抬不起头、没有个人尊严，于是，他爱上了同样贫困的女孩郝红梅，一个贫下中农的子弟与地主家庭出生的孩子“突然”没有了阶级区隔的界限，反而在贫穷的意义上他们成为“同一个起跑线上的人”。与此相参照，在农村当生产队长的孙少安做任何事情的出发点也是让孙家老小过上天天吃白面馍的富裕生活，他没有责任、也没有义务带领村民走向共同富裕，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是自我奋斗的主体。贫穷成为对农村合作化运动最大的批评，而摆脱贫困也成为推动家庭联产承包制最大的合法性。在这里，衡量历史和社会的标准已经发生了转变，一种以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为主的历史观转变为了现代化和发展主义的历史观。正如被学生所戏称的“欧洲、亚洲、非洲”的新等级制，中国也从世界革命的中心重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实际位置，相比欧美发达国家的第一世界，中国“原来是”贫穷落后、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因此，“平凡的世界”建立在这种新的世界观和世界图景之上。 　　离开农村来到城市为何具有更好的人生价值，这是路遥作品试图回答的问题。如果说在《人生》中，路遥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新等级、都市作为现代文明的诱惑来论述进城的合法性，那么在小说《平凡的世界》中，路遥则借知识青年孙少平的人格魅力来呈现“平凡的世界”里的“不平凡”之处，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孙少平都勇敢面对，并用自己的努力来化解危机。与电视剧中以孙少安为主角来讲述他作为农村能人勤劳致富的故事不同，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才是路遥所认同的80年代新青年的代表，因为孙少平向往外面的世界，并且愿意突破家庭和城乡的区隔，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生活，就像孙少安不敢与田润叶结婚，而孙少平却勇于追求田晓霞。相比一辈子呆在农村的孙少安，从农民变成矿工的孙少平是“平凡的世界”里最“不平凡的”英雄，而在这个过程中，孙少平依靠自己的劳动和汗水，变成了一名合格的工业劳动者。在这里，劳动依然是路遥所坚持的正面价值，正如对孙玉亭等“造反派”的批评是不爱劳动和懒惰。这种对劳动的正面肯定与50到70年代以生产、劳动者为中心的价值观有着更为密切的精神渊源。 　　在50到70年代农村并非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是一种使农村完成现代化、工业化的方式，这也是通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缩小城乡差别、并把农村变成现代化新田园的根本动力。到了“平凡的世界”，贫穷的农村已经成为落后的象征，尤其是对于有文化、有知识的农村青年来说，离开农村到外面的世界成为唯一的选择，这就是小说《人生》的核心情节。尽管路遥在这篇小说中反复赞美劳动和土地的伟大，但是对于高加林来说从事“背朝黄土面朝天”的农业劳动是一种失败的人生，而到县城从事记者这种精神劳动则是人生价值的体现。在《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所从事的工业劳动被认为是一种比农业劳动更代表现代化、更进步的劳动方式。就像田晓霞到矿井下被孙少平等矿工的工作所打动，这种工业生产不只是体力上的苦难和磨练，也代表着国家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水平。在这种城市与乡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