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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笔下的“边缘人物”分析 　　摘 要：路遥是一个执著于描写城乡交叉地带边缘人物的作家，直到今天，高加林、孙少平等典型人物形象都在给予广大读者强大的精神力量。面对现实生活与理想生活的落差，内藏于边缘人物心灵深处的是自尊与自卑此起彼伏，究竟是回归传统文化，还是紧随现代文明流转？孙少平们陷入无尽的身份认同焦虑中，无法在个人奋斗和社会环境之间取得协调，最终只能归于边缘。 　　关键词：路遥 边缘人物 生活镜像 心理映照 文化形态 　　 一、生活镜像：现实与理想的落差 　　路遥笔下的边缘人物是指生活于城乡交叉地带，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人，在文化转型和多元文化冲突的环境下，这群“精神早产儿”不安于已有的社会规范，试图在开放的新时代中，开拓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希冀通过高考这块跳板跃出农村。然而，边缘人物的悲剧命运也往往在这个重要的转折时刻开始。高加林、孙少平等纷纷落榜，失去快速踏入城市的唯一道路。无法进入城市，在农村做民办教师还能保持他们知识分子的身份，而这个农村“铁饭碗”的职业自然也是充满竞争，权势压迫下，高加林和孙少平的民办教师职位相继被人顶替。 　　 面对现实与理想的落差，如果说高加林式的边缘人物是浮躁、感性的，那孙少平式的边缘人物则是冷静、理性的。高加林在被高明楼以权谋私，端走民办教师的饭碗后，心里暗暗发誓总有一天要比他高明楼强。高加林有着明确的自我意识和现代化的价值观念，他不要命地劳作，只想证明给别人看，他不仅可以凭借知识做教书先生，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勤劳做一个出色的庄稼人，他走火入魔般地想着成为村里有头有脸的一号人物，以洗刷自己的耻辱。过于强烈的求胜心使得高加林不惜走上了盲目、狂妄的个人主义奋斗道路，这条已经被老舍笔下的祥子证明必然会遭遇失败的道路。面对能进入城市的机会，高加林抛开内心的公正观念，借助退伍亲人的权势挤进梦寐以求的城市，拥有了城市户口，城里体面的工作，高加林并没有因此而知足，他无法忍受日复一日地听巧珍家长里短地拉杂田里有多少收成，猪圈里的母猪下了几只猪崽，终于还是不顾传统道德的谴责，抛弃了巧珍，而与时髦的都市女性黄亚萍恋爱，因为黄亚萍干部子女的身份有利于自己的事业发展，也有利于自己融入城市，成为地地道道的城里人。 　　相对于高加林式边缘人物的大胆、叛逆，孙少平式的边缘人物则表现得较为隐忍，他们一直在拉低理想，与现实保持平衡，孙少平面对城里记者田晓霞的主动追求，他把自己火一样炽热的感情遮遮掩掩，羞于流露，而当面对矿山里的家庭妇女惠英嫂时，他觉得这才是和自己般配的。对于职业的选择，孙少平也不像高加林那样狂妄、自我，他小心谨慎地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而作决定。在民办教师职位被人顶替后，他已经不再奢求有比这轻松、干净的活计，但他还是对城市充满向往，尽管是做揽工汉、煤矿工人，这些城市最底层的工作。大量的阅读让孙少平摆脱了庸俗，拥有和一般农村青年不一样的气质，这是田晓霞喜爱的孙少平，也是为广大读者所动容的孙少平，但阅读在开阔他的视野的同时，现实却在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压制着他的才华、野心。安守本分，过最平凡的日子，这是孙少平无数次从理想的高空坠落到现实之后的“领悟”。 　　二、心理映照：自尊与自卑的纠结 　　如果说现实与理想的落差反射的是边缘人物的生活镜像，那自尊与自卑的冲突则是其心理映照。传统的户籍制度将中国公民生硬地划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而这一制度也成为国家对农村户口的公民进行人身控制的重要途径，不仅如此，两种不同的户口甚至形成了褒贬色彩，使大量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它不仅使大量的边缘人物受到精神折磨，也严重阻碍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在路遥笔下的边缘人物中，无论是成功融入城市的，还是被迫回到农村的，他们无不在内心深处饱受自卑的压抑，城市五光十色的生活让他们感觉自己就像只土鳖一样，蹑手蹑脚地前行，越是显得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的时候，他们越是钻进保护壳内发愤努力，通过补充知识或者最大强度的劳动来武装自己。自卑成了催发他们优化个人的动力，“困而后学”，这些农村知识青年紧承着传统儒家文化的教诲匍匐前进。孙少平谨慎地把握着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尽量不再有任何“非分之想“，但他即使在城市遭到了剧烈的肉体折磨和失去田晓霞的撕心裂肺之痛，也不愿意退回到农村。 　　自尊与自卑的冲突使边缘人物陷入无尽的孤独，也使他们在这种矛盾心理下衍生出种种非健康人格，面临着精神分裂般的痛苦与焦虑，例如高加林过度的自尊心和自我中心主义思想让他感觉时刻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担心外人会知晓自己的困境;孙少平忙时在工地揽工，蓬头垢面，与其他揽工汉毫无分别，闲时，却又要重拾起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挑灯夜读，但自卑使他再也没想过通过知识走入城市的上层。总之，由于边缘人长期游离于城乡交叉地带，这块既不属于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