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优化].docVIP

第26卷 第8期 怀化学院学报 Vol.26.No.8 2 0 0 7 年 8月 JOURNAL OF HUAIHUA UNIVERSITY Aug.2 0 0 7 试论梁启超的民权思想 黎 明 （长江大学 历史系，湖北 荆州 434000） 梁启超从救国的立场出发，为探求中国独立富强道路，用批判的眼光深入研究中国的历史，更是如饥似渴的向西方寻求真理，从而从西方引进了许对新思想，新理论，在和封建专制制度，封建顽固派作斗争中，他利用进化论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尤其是民权思想为武器，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进行了强烈的批评，形成了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思想启蒙解放运动。 一、梁启超民权思想的来源 民权一词，源于希腊文“Demokratia”，它指“人民的权利”。在近代西方国家，民权是指资产阶级要求限制君权，享有部分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政治权利和自由。具体是指：议会制，普选制，以及公民形式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言论、出版、集会等权利。鸦片战争后，随着西学东进，民权意识被传入中国。在中国最早使用“民权”一词的是郭嵩焘，他在1878年5月19日日记中写道：“西洋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于民意，即诸君主之国，大政一出之议绅，民权常重于君”。梁启超作为杰出的思想启蒙家，在宣传民权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梁启超强烈批评了中国传统社会有君权无民权的怪现象，他认为，中国专制主义的延续是中国长期积弱的重要根源。从而严厉地揭露了专制制度的罪恶：“自秦屹名，垂二千年，法禁则日密，政教则日夷，君权则日尊，国威则日损，上自庶官，下自亿姓，游于文网之中，习焉安焉，驯焉扰焉，静而不能动，愚而不能智，历代民贼，自谓得计，变本而加厉之”。并指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因而，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梁启超认为，为拯救民族存亡，“必曰益民权”。只有用民权取代君权，推翻专制主义制度，使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才能使国家消除积贫积弱的状况，民族才能日益昌盛。 梁启超广泛宣传民权代替君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认为君权的实质在于将每个人的自主权利收归他一人所有。从而尖锐的批评了君权，赞扬了民权，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意识觉醒。也资产阶级维新派对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巨大贡献。因而，梁启超根据他老师康有为公羊三世说，并把西方民权思想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 “三世六别”的理论。他说，“春秋之言治也三世，曰据乱，曰升平，曰太平。启超常谓据乱之世则多君为政，升平之世则一君为政，太平之世则民为政。凡世界必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又说：“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又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所谓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如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 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阙之”。总的来说，他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变必然沿着三世六别的顺序由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而当时中国早已进入升平之世，正处于君主之世向居民共主之世的发展。西方各国则处于君民共主之世阶段。但就整个世界而言，则仍处于多君之世，但是,梁启超把西方各国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看成世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他认为中国只能实行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这是错误的。后来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论证他说中国只能实行君主立宪的错误观点。但是，他认为由君为政之世，进到民为政之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可抗拒的潮流，这些思想对当时鼓励人们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宣传民主精神据有巨大的时代意义。 二、欲兴民权，必须改造“国民”，培养“新民” 梁启超为兴民权，改造国民，他撰写了《新民说》一说，对中国人的品格，习性，智能上的弱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中国积贫积弱溯源论》一书中，梁启超认为奴性，愚昧，自私，怯懦等造成了中国人的人格缺陷，国人的这种集体人格缺陷是国家积贫积弱的根源。而具有这些人格缺陷的国人是难以承担社会下的“国民”责任。在梁启超的眼中，所谓的“新民”就是能够将国家看成是人民的公共财产。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没有人民，便没有国家，由一国的人民来决定一国的大事，制定一国的法律，这样的国家便不能被灭亡，这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国民，即“新民”。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着力于“开风气，开民智”。他认为民族的优劣，国家的强弱，取决于该国的国民的智慧。指出“民智不开”是中国御侮自强，维新变法的“大患”，原因在于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