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一种彻底的法治学说.docVIP

走向一种彻底的法治学说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法治论的比较 提要：柏拉图从盛年力主人治到晚年乃倡议法治，但其立场仍旧是半心半意和不彻底的。在他看来，法治乃是对不完善的现实的让步。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二元论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基本上是向着另一个世界的。亚里士多德则走向了一种彻底的法治学说，法治乃是现实自身的理想，其理论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点。两者在法治学说方面的差异有其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及方法论上的深刻根源。 主题词：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法治 柏拉图青年时期亲眼目睹雅典大民主阴暗的一面，加之盛年时期面对雅曲城邦昔日鼎盛之日阳光的渐渐隐退，乃欲重整世风、再现盛况，遂以为救世的灵丹妙药乃哲学王的统治（“人治”）。至他经过一系列的政治挫折和个人的惨痛经历之后，乃认识到现实的治国安邦之道唯在法治。可惜由于他二元论世界观的局限性，其法治观最终只能是半心半意和不彻底的。亚里士多德从柏拉图《法律》中的法治学说起步，发展出了一种彻底的法治学说。这根本上由于其实体论克服了柏拉图理念论的一系列无法解决的理论困难（虽然实体论自身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认识论、人性论及方法论上的深刻变革。对这两位思想家的法治学说的同异及其深层原因予以深入的剖析，对于我们现时代建构一种彻底的法治学说尤其是其哲理维度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一、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法律思想的演变轨迹 （一）柏拉图从人治论到法治论的思想历程 柏拉图的人治论——“哲学王统治”，直接来源于他对“成文法和习惯皆被败坏，世风急转日下”的雅典城邦现状的激愤。他的法律学说及其思想基础——绝对理性主义，本质上都产生于伦理的需要，是一种致力于类的伦理的完美的伦理理性主义。作为其人治学说的深层基础的理念论——伦理理性主义的核心，其形成的直接思想动因则是“对赫拉克利特所持流变学说的消极抵制和从苏格拉底那里继承下来的对真实知识的信仰和追求。”在柏拉图看来，至善就在于认识理念，尤其是认识最高的理念——善的理念。这正是“哲学家”的灵魂的天性所在，因为“见到真理最多的灵魂投生成为一个哲人”，“哲学家总是通过理性去认识存在的理念”。这一点成为他应当拥有最高权力的内在根据。因为，柏拉图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是美德即知识。知识及其化身——哲学家的统治实即理性对激情和欲望的统治，构成了正义的基本内容。正义的国家、理想的国家也即知识统治的国家，它对应于人的灵魂中理性的统治，必然、也只应该实行人治——哲学王统治。在这里，“人治”的概念具有了理性的光辉和伦理的正当性。 然而，拥有了绝对权力的哲学王就能免除一切人性的弱点吗？对此，柏拉图的回答是很难让人信服的：“虽然我们也承认，使他们免于腐败是件困难事，但是有谁能断言，在全部时间里所有这些人之中就永远不能有哪怕一个人能免于腐败吗？”只有在他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政治挫折以至人身磨难之后，才终于放弃了知识统治而无须依靠法律的“理想”国家，“而决定去寻找那些实际上可能存在的政府的形式。”因为他认识到“人们不满意一个绝对的统治者，而且不相信会有人配得上这样的权力或愿意并能够凭籍美德和知识的统治名符其实地施予所有人以公正和平等，而反倒相信他会随意危害、杀死、损伤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因此，“我们似乎不得不聚集起来制定成文的法律，以仿效完美而真正的政体形式。” 柏拉图在暮年的最后一部著作《法律》中终于发展出了一个完整、虽然还不彻底的法治学说。他提出，一方面法是“理性的命令”；另一方面，在一个国家中，法律永远是由强者的权力来制定的，是人们的行为规则或尺度，其道德价值是对理念世界的法的揭示，其目的和功能就在于和谐社会各等级之间的秩序和引导公民过一种良善的生活。法律的权威至高无上是新理想国的最重要的特征。柏拉图强调；“我现在要以法律的仆人”这一术语来称呼那些通常被称为统治者的人”。“当法律缺乏最高的权威，受制于其他权威，城邦就遭殃。但如法律在统治者之上，统治者成为法律的仆人，城邦就会安全，并享受诸神赐予城邦的一切好东西”。法律由此代替了柏拉图曾经努力使之在理想的国家中居于至高无上地位的那种理性，虽然他仍然认为那种理性是宇宙中至高无上的力量。 关于法治的必要性，他作了明确的说明。首先，“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与自私。”“如果有人根据理性和神的恩惠的阳光指导自己的行动，他们就用不着法律来支配自己；因为没有任何法律或秩序能比知识更有力量，理性不应该受任何东西的束缚”，“但是，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人，即使有也是非常之少；因此我们必须作第二种最佳的选择，这就是法律和秩序。”其次，城邦的实质——自由公民资格的道德观念要求法治。 柏拉图晚年的法治观仍是半心半意和缺乏说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