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辛亥革命[精].pptVIP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试验与失败 ——共和革命的历史逻辑 (一)问题的提出 (二)1905年以后的政治形势 (三)从武昌起义看共和革命的必然性 (四)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 (一)问题的提出 李泽厚：“现在看来，中国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就是说，辛亥革命其实是不必要的。这样我就否定了孙中山最重要的革命业绩。”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 李泽厚《思想史的意义》： “‘革命’可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一九四九年革命、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不过其荧荧大者……其中，一九四九年革命所造成的影响最为巨大。”“革命是否必要或必然？‘假如’史学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它展示的是历史并非宿命，是人在主动创造历史，人有选择的可能。政治领导人于此负有重大责任。从辛亥到‘文革’都没有革命‘一定要发生’的逻辑。” 王也扬《客观历史的可能性与研究者》： 总而言之,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革命都是属于非常态性事件,是社会矛盾累积激化、政治危机处理不当、政治妥协终未达成、历史当事人的一方被“逼上梁山”之举。我们考察各国史,均可看到,在革命危机生成的过程中, “假如”历史当事人中的主导一方能够在为时未晚的阶段或关节上,采取正确的举措,来调和矛盾、化解危机、达成妥协,那么革命这种非常态性事件是有可能避免的。而为了证明一种政治理念的正确,硬把历史的非常态性事件说成是历史的常态和唯一的选择,政治家这么做情有可原,史学家也这么做则有违职业的要求。 朱宗震《不要在“假设”上浪费时间》 从世界范围说，革命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选项，社会为革命的成功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固然不应该把革命说成历史运动的“唯一的选择”，也不应该把革命看成完美无缺而又神圣的，但我们实在无法证明，近代中国不通过革命的道路，也能解决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因为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其他证明都是徒劳的。 （二）1905年以后的政治形势1.同盟的成立及其活动 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召开同盟会成立大会。通过纲领“驱逐达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即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 同盟会成立后进行思想宣传和武装起义。规模最大的起义是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起义。 林觉民致妻子陈意映： “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嗟夫，巾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汝可以模拟得之。” 方声洞致父亲的绝笔书： “此为儿最后绝笔之禀，此禀果到家，则儿已不在人世久矣……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对于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只以国家不能保，则身家亦不能保，即为身家计，亦不能不于死中求生也。儿今日极力驱满，尽国家之责任者，亦即所以保卫身家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 2.预备立宪 1905年7月16日，清廷命镇国公载泽等分赴东西洋考察各国政治。１２月２日出发。五大臣分两路，载泽、李盛铎、尚其亨前往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戴鸿慈、端方前往美国、德国、俄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 1904年张謇致袁世凯： “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倖乎？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尊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之下；即下走自问志气，亦不在诸人下也。” 1905年张謇致袁世凯： “万机决于公论，此对外之正锋，立宪之首要。上年公谓未至其时，亦自有识微之处。今外度日俄之前途，内揆徐刘之近效，针锋相值，似当其可矣。曩言万世在后，万史在前，今更为公进一说，日处高而危，宜准公理以求众辅，以百人辅，不若千，千人辅，不若万，万人不若亿与兆。……且公旦执牛耳一呼，各省殆无不响应者。安上全下，不朽盛业，公独无意乎？及时不图，他日他人构此伟业，公不自惜乎？” 载泽等关于立宪的密折 1906年7、8月，载泽等考察陆续归来。他们上了一道密折，请求宣布立宪。密折中详论立宪的好处说：“一曰皇位永固。立宪之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故于行政不负责任，由大臣代负之，即偶有行政失宜，或议会与之反对，或经议院弹劾，不过政府各大臣辞职，别立一新政府而已。故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大利一。一曰外患渐轻。今日外人之侮我，虽由我国势之弱，亦由我政体之殊，故谓为专制，谓为半开化而不以同等之国相待。一旦改行宪政，则鄙我者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和平之邦交，大利二。一曰内乱可弭。海滨洋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