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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与中国茶文化江西省中国茶文化研究中心　胡长春道家是以先秦时期老庄关于“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术派别,道教则是两汉时期神仙方士把老庄思想宗教化、神秘化的结果。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道教文化中的许多重要的思想观念与教义修为,对国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道教独特的服食炼养方式,促进了茶的发现、利用和向民间普及的过程。道家思想和道教的教理教义,不仅为中国茶文化注入了生机和灵气,而且是国人饮茶之“道”的最直接的来源。这就是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三教中,道家与后来的道教最早与茶文化发生关联,其加于茶文化的影响、作用也最深。一、道教与饮茶习俗的形成历史表明,道家或道教与茶的关系,比儒、佛二教更为久远。在中国茶文化萌芽期的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同时也是老庄思想大行其道的时代。东汉顺帝时,张道陵在四川创立“五斗米道”,是为道教定型化之始。道教信徒为了修道成仙、长生不老,创造了辟谷、吐纳、胎息、导引、服饵等修行方法。所谓的服饵,就是通过服食药饵来摄生养命,以达到长生久视的目的。起初,道教服饵以服食金石丹药为主,然而这一类丹药须通过鼎炉炼制出来,所采用的原料以金、银、铅、汞及各种矿石为主,成本非常之昂贵,且服食的风险很大。草木类药饵则恰恰与之相反,虽然它的功效没有金石类药饵那样神奇,但是在养生延命方面依然可以达到可观的效果,于是,真人道士大都改服自然界生长的草木类药饵。在道教徒们长期的研究、服食过程中,数以百计的草木类药物被道教人士所发现和认识,包括茶在内的大多数药物的功效也得到了确证。汉魏六朝的数百年间,谈到茶的功效的典籍很多。如《神农食经》言:“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三国时张揖《广雅》说:“其饮醒酒,令人不眠。”晋张华《博物志》载:“饮真茶令人少眠。”华陀《食论》言:“苦茶久服,益意思。”上述数则史料大都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谈论茶的药效的,认为饮茶之功效包括有力悦志、令人不眠、增进思维及醒酒等,由此表明人们对茶作用于人精神的功效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在这种背景下,道教对茶这种用作服食的神奇植物寄予相当大的希望,把茶视作轻身换骨、羽化成仙的“上药”,也就不值得奇怪了。如《壶居士食忌》言:“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陶弘景《杂录》称:“苦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天台记》云:“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丹丘,是道教传说中的的神仙所居之地。丹丘子、黄山君、壶居士,据说都是汉代的仙人,从他们都爱好饮茶来看,此三人应当属于茶文化史上有最早的道教人物。虽然这些记载有些荒诞不经,但毕竟道出了道教与茶之渊源关系。在普通的道教人士看来,茶既然是天上神仙服食之灵药,其功效自是不同凡响,凡人食之,便可以上通仙灵了。后来,茶这样一种草木类药饵,在真人道士的服食过程中的渐渐日常化、嗜好化,并逐渐在社会上扩散开来,于是,茶从一种功能性的药物,演变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嗜好品。这是汉魏六朝时期饮茶习俗出现的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同时也为饮茶的药用起源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随着道教对茶这种植物的认识不断加深,冀望长生不老的道士们开始在自己修炼之处种茶、饮茶。俗话说:“自古名山出名茶。”道徒们的隐居修炼之处,大都是人迹罕至的名山洞府、人间仙境,独特的僻静幽深地理位置和云雾缭绕的气候条件,使这些洞天福地具有茶树生长的优越条件,非常适宜种植茶叶,于是,在这些道徒们修行炼丹之所在,一批有影响的名茶被制造出来。如东汉末年,著名的道教理论家葛玄就曾在天台山植茶。其后裔东晋葛洪在《抱朴子》追述:“盖竹山(天台山) 有仙翁茶圃,旧传葛玄植茗于此。”此外如青城山、峨眉山、庐山、武夷山、四明山、天目山、君山、罗浮山、衡山、逍遥山(南昌西山) 等地,既是道教理想修道场所,又是著名的茶叶产地。其时,道教神仙、真人道士与茶相伴的故事,也连篇累牍地出现在各种道教典籍和志怪小说中。汉代的《神异记》中,就有一则这样的故事:“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故事中的丹丘子,与陶弘景所说的丹丘子,显然同是同一位神仙。其中说丹丘子为余姚虞洪指示大茶树,恐怕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陆羽《茶经·七之出》有“余姚县生瀑布泉岭,曰仙茗,大者殊异,小者与襄州同”的记载,表明至少在唐代或唐代以前,浙江省余姚县瀑布山中确有茶叶出产。《晋书·艺术传》言:“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而饮茶苏而已。”单道开,姓孟,晋代敦煌人。幼好隐栖,曾学习辟谷,修行七年后,冬能自暖,夏能自凉。后赵武帝时,他在河南临漳昭德寺坐禅,经常用茶来驱除睡魔。从此人的事迹来看,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道教中人。另据《宋录》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