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的文明对话思想及对世界和平的贡献.docVIP

郑和的文明对话思想及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李海亮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指挥学院） 人类历史本身是一部多样性文明的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决定了世界文明具有多样性。当多样性的文明交汇时，会产生不同的文明交往结果，归根结底可归结为“文明对话”或“文明冲突”。具体到海洋文明上来说，反映在西方强势文明的征服掠夺方式，与中国柔性文明的和平发展方式，体现出不同文明的大航海模式。在中国航海历史上，郑和全方位地传播了中华文明,特别是传播了“共享太平之福”这一中华文明的核心观念——和平,在增强中华文明与亚非大陆各民族的了解与友谊当中,积极促进了当地文明化的提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郑和远航走在了古代世界各民族友好交往的历史前列,“止恶扬善”，在人类文明交汇的历史上,起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为文明对话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根植在与郑和全然不同的文明环境之中——即正在开始转轨的、走向近代的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土壤之中。这个西方文明的环境,使得西方的大航海不像郑和远航那样戛然而止,而是日益发展壮大,生生不息,终于带来了一个日渐全球化的近代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大航海事业,新教徒们发展了黑格尔哲学术语中“恶”的历史作用,虽然充满了暴力与野蛮，却在人类文明走向近代的过程上,树立了一个不同的高度。本文侧重于研究郑和的文明对话思想及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郑和集多种文明于一身的独特身份 从宗教信仰文明的角度研究郑和，可以考察出郑和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集众多宗教文明于一身。人们目前公认，震惊世界、七下西洋的著名航海家郑和是回族人，但关于郑和的个人宗教信仰，存在着种种说法。在至今出版的一些文献和研究资料中，多有说他是佛教信徒，但是，在他的远航历程中，跟道教也有紧密联系，跟妈祖文化也有密切关联；当然，也有充分的资料反映他本人出身于穆斯林家庭，很早就成为伊斯兰教徒。郑和究竟有怎样的宗教信仰，应该归属于哪种文明，人们各执一端，结论互异，但又都确实言而有据、各有所本，决非无稽之谈。因此，我们来研究郑和的文明对话思想及对和平的贡献，有必要首先探讨郑和本人的信仰状况。 我们认为，郑和具备集多种文明于一身的独特身份，为郑和的文明对话思想及对和平的贡献提供了充分的智慧源泉，郑和同时也是不断地践行着他的信仰，为东方的航海模式开拓出了和平方式（这显然不同于西方基督教新教徒的优胜劣汰的海上入侵和冒险的航海方式），为维护当时的地区秩序，保卫地区的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奉佛”说的根据。郑和“奉佛”是一个流传久远的说法。郑和自称奉佛，并且还有法名。明初刻本《伏婆塞戒经》卷七后所附《题记》，一开头便自称“大明国奉佛信官内官太监郑和，法称速南咜释，即福吉祥”。又如永乐十八年（1420年）岁次庚子五月吉日郑和题记的《施印大藏经发愿文》开头亦有类似的自称。当然史料上还有其他佐证，在此并不赘述，仅举例说明郑和曾是佛教徒，对佛教文明有所了解，并极力传播佛教文明。 关于郑和与道教的关系在很多碑文中有所体现。相传远在郑和七下西洋之前，郑和就祷祝过“神妃”；而且在郑和七下西洋的历程中，神妃“庇佑”之说贯穿始终，零星散见的不少。在福建长乐发掘的碑文中，“天妃灵应”说更为世人所共知。碑文中把远航中战胜风涛、制服顽敌、化险为夷等一系列胜利，都归之于天妃神女的护佑。在回顾前六次远航时，多有“神兵阴助”、“赖神显应知觉”、“赖神默助”等字样，在第七次待命起碇之际，又“思昔数次皆仗神明助佑之功”特为此“勒记于石”。这块迄今已将近六百年的碑文，集中、突出地反映了道教的宗教仪式对远航宝船成员的影响，跟它相印证的还有《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郑和远航前后，福建、江浙沿海各地，对天妃奉祀尤盛。而这一带的港口又是舰队停泊待命、起航返还的重要基地。由于《天妃灵应碑》的建立者，以正使太监领衔，郑和名列首位，反映出在郑和的思想意识中，亦蕴含着崇奉道教的因素。实际上，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就是道教，道教与民间信仰、科学技术等混杂在一起，特别是在沿海，古代航海时采用的技术与宗教等因素是难以加以明晰分开的，如古代天文航海与宗教信仰难以割裂开来，天文导航与占星术难以割裂，正如中国古代“巫医不分”一样。 郑和跟伊斯兰教的联系，更为密切，渊源更深，影响较大。郑和出身于伊斯兰教“哈只”世家，受过熏陶和影响。据云南和南京两地流传的家谱记载，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郑和的祖父与父亲都是虔诚的穆斯林，是曾经到麦加朝觐的“哈只”，有他父亲的墓碑《故马公墓志铭》可查考。郑和出生在这个哈只家庭，必定会受到伊斯兰宗教的影响，伊斯兰教是比较特别的宗教，穆斯林的后代仍然会是穆斯林。穆斯林对他们后代的宗教教育从小孩起就会向他们灌输伊斯兰教信仰，“古兰经就是一切”。伊斯兰文明对郑和的影响也很大，如郑和曾在泉州灵山回教先贤幕行香，在九日山清真寺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