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人制度经济学分析.docVIP

第一部分 证人证言的本质——信息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42 条关于证据的规定中，得出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种事实” （一）证人作证的动力机制 证人不是诉讼的当事人，他与案件的诉讼利益无涉，所以证人作证的行为说到底是一种利他的行为。在经济学家看来，道德的根源往往在于利益。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的行为是受利益左右的，“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有三种原因能使人们为他人的利益而努力：（1）出于爱、团结或其他情感；（2 ）利他的同时能给自己带来福利；（3）受到命令或者暴力威胁。 由此，全面地来看，人类行为的动机不仅仅是自利，而是爱、命令和自利三者。 在实践中，证人作证较为常见的一种情形是证人是当事人的亲属或朋友，这便是上面所述的第一种动力机制。爱是维系家庭关系和朋友关系的纽带。如果自己的儿子犯罪，而其父母又知道能证明其无罪的事实，证人出庭作证自然在情理之中。推而广之，在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互相了解，“低头不见抬头见”，有较强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如果作证有利于自己熟悉的人，证人一般不会拒绝。但是，正因为这类证人作证的时候掺杂了一些个人感情，所以证人提供的信息可能被主观情绪所影响而失去应有的准确性。司法实践中的许多伪证行为也就是发生在出于人情作证的情形下。 证人作证可能要付出一些代价，也可能获得一些收益，代价包括作证的机会成本、作证的时间损失、作证的经费支出、可能受到对方当事人的威胁和报复，证人的收益包括作证的经济补偿、当事人的报酬和心理的慰藉。证人的“趋利避害”性要求证人进行利益的衡量：当作证的预期边际收益大于预期边际成本的时候，证人就会选择作证，当证人作证的预期边际收益小于预期边际成本的时候，证人就会选择拒证。这就是证人作证的第二种动力机制。 证人作证的法律制度就是约束证人行为的一套机制。正式的制度必然有惩罚，证人作证的动机机制也就源于对惩罚的畏惧。证人不作证将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证人作伪证会受到法律的追究。强制的影响力并不仅仅表现为现实的暴力，而在大多数情形下时一种威慑，它促使证人在法律的命令下自觉地按照规范行事，抑制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这成为证人作证的第三种动力机制。 （二）证人作证的奖惩机制 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基于爱和团结的证人作证不可能推而广之，产生示范的效应。而证人的自利动机和命令却成为左右证人作证行为的两大要素。 一方面，证人作证应当具有激励机制。首先，证人作证是一种利他行为，如果没有相应的奖励，证人行为的积极性得不到肯定。而且证人证言作为一种信息资源，是需要付出对价的，这种对价就是经济补偿。在正式的证人制度中如果没有经济补偿，在制度之外的经济补偿将有可能冲击证人作证的正当性。如前两年曾引起争论的“悬赏取证是否收买证人”问题， 以及 2003 年初媒体报道的南京“职业目击证人”现象， 都说明了我国司法实践忽视证人经济利益的现实。给予证人作证必要的经济补偿，尽管不能完全解决证人作证难的问题，但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证人作证的利益失衡状态，减少证人库存信息（保留证据而不作证）和非法出卖信息（私下接受当事人利益而作证）的弊端。但是，遗憾的是，在我国现行的证人制度中，不仅证人的奖励措施没有得到法律规定，连起码的证人作证的经济补偿也无章可循。④ 另一方面，证人的惩罚机制也需要建立起来。我国法律虽然规定了证人作证的义务，但在证人拒证的时候，法律却是束手无策；对于证人伪证的行为，刑法上的规定主要是针对刑事诉讼中的伪证，民事诉讼中的伪证行为尚缺乏规制，导致民事诉讼中伪证的现象比较严重。在法律层面上，对于证人来说，作证和不作证的利益状态是一样的，如实作证比作伪证的利益也不能增加多少，而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选择不作证或者作伪证获得的收益可能更大。我们可以用形象的图表表示证人制度奖惩机制的经济学意义。表一反映的是证人是否作证和是否如实陈述的成本和收益，表二和表三反映的是证人作证的现实和矫正模型。通过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第一，要促使证人作证，必须在加强对违反作证义务惩罚的同时给予证人必要的利益补偿；第二，要杜绝或减少证人伪证行为，必须在鼓励如实作证的同时，加强对伪证的惩戒力度，使伪证的代价大于伪证的预期收益。 表一：作伪证的成本和收益帐表 证人 成本 收益 不作证 无 维持了既定的人际关系 作证 作证支出的物质损失 无 伪证 可能被发现，受到惩罚 未被发现，获得法外利益 如实陈述 可能被打击报复 无 表二：证人作证行为奖惩机制的现状 证人 作证 不作证 如实作证 伪证 奖励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