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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中国发展五大战略基石 　　核心提示：从长期历史来看，中国要长治久安，国家组织能力、财政金融、军事，以及思想文化动员能力，再加上平衡区域发展——特别是重视西部边疆的发展，这五点是最重要的。这既是中国长期革命和改革的动力和目标，也是中国历史上一切“盛世”的制度基石。 　　从长期历史来看，中国要长治久安，国家组织能力、财政金融、军事，以及思想文化动员能力，再加上平衡区域发展——特别是重视西部边疆的发展，这五点是最重要的。这既是中国长期革命和改革的动力和目标，也是中国历史上一切“盛世”的制度基石。 　　以基层为本，提升国家组织能力 　　中国革命具有一个重要特点：它是从基层起来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如果讲得更具体一些，这就是依靠建立在“土地革命”基础上的人民军队制度；而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唐代的“府兵制”可以与之媲美。因为唐的府兵，就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选拔品质优秀、德才兼备的农民入伍，故每次征兵，都是一个在基层选拔骨干和积极分子的活动，而每次退伍，都是一个壮大基层骨干和积极分子的过程，如此一来，就在中国的最基层农村，建立起牢固的基层政权、基层组织，从而结束了基层一盘散沙的局面。 　　中国治理能力低下问题由来已久。隋唐科举以来，国家选拔官员采用考试制度，讲究起点平等，但是关键还在于考什么。正如王安石、张居正都指出过的，士大夫所学者，科举制所考者，其实都是与治国理政的本领毫无关系的内容。而且，宋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精英是士大夫阶级，他们主要来自运河沿线特别是南方城市的土地资本家、豪商集聚的地区，中国所谓的舆论，主要是被他们掌握着。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反对一切国家税收政策，反对国家以发行法定货币取代白银的政策，因为那样一来就等于申报财产，而白银相对于纸币尽管不利于流通，但有利于窖藏，便于成为其读书上进的资本。既然中国的学术制度、教育制度、考试（科举）制度所学者，无非记诵课试文章，与“天下国家之用”无涉，而一旦这种“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的“人才”被任用为官（“猝然责之以天下国家之用”），其必然就是无能之官，这样的官也就必然要将行政司法财政付诸“能折腾”的胥吏，而所谓胥吏者，如王安石所说——“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苟其才行足自托于乡里者，亦未有肯去亲戚、而从招募者也。”吏其实也就是黑社会。 　　被列宁称为“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其政治名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率先提出了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危机这个重要课题。面对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和强大的外敌入侵压力等多重难局，宋王朝暴露出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缺乏经济能力，而是整体上丧失了政治能力。王安石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人，就是因为他提出了培养、选拔、约束和监督治理者的一整套办法，希望造就一支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以此加强宋的国家能力，然而，在与庞大的士大夫阶级的对抗中，他失败了。 　　既然没有一套培养、选拔、监督和约束管理者的办法，于是官员的进退自然没有什么切实标准可依，那么官员要升迁，除了奔走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既然儒家培养士大夫的标准如此脱离治国理政之实际，那么标准越多、条文越细，就越不能执行，唯一的结果是行政变成了文牍，变成了以开会落实开会，以文件落实文件。实际上，是连起草文件的事，又都交给了胥吏。官员忙于奔走，更把基层的实际事务交给地方上的能人“胥吏”去操办，这样官员等于浮在上面，于是一切都成为表面文章，胥吏成为操持地方的黑社会势力，而国家没有了他们却竟然无法在基层办事。——宋代对外不能抗击辽金，对内不能制止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即使它经济和商业搞得再好，也难以避免亡国的命运，我们所谓“弱宋”，也就是指其国家能力的衰弱。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从三皇五帝到国民党，中国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理论与实际脱节、政治与基层民众脱节、经济活动与国家财政金融脱节，而历代统治者想出来的办法，竟是主张放弃基层，并放手让土豪劣绅、黑社会和非正式的“包税人”控制和鱼肉基层。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更把放弃基层看作中国政治的最好传统，即他认为：基层可以靠那些土豪劣绅和黑社会去“自治”。而蒋介石的上述梦话，简直是把长期由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把持的中国基层说得如同天堂一般，但恰暴露出国民党政权脱离民众、无力组织和动员基层的痼疾。 　　因此，中国的复兴，中国国家能力和国家信用的提升，归根结底，需要重建一支以国家和人民为服务对象，具备严格的政治伦理、专业的服务技能的职业政治家队伍，即一支具有明确服务对象和具备高效服务能力的国家公务员队伍。而要造成这样的力量、这样的队伍，就非要从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做起不可，又非要彻底改革中国固有的学术制度、教育制度、考试制度不可。而这就是《改造我们的学习》、《为人民服务》、《反对自由主义》等一系列文献作为政治学经典的意义所在。同时，这也就是张思德、雷锋、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