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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审判的中国人 梅汝?H（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 　　梅汝?H（1904～1973），字亚轩，江西南昌人。1916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24年考取公费赴美留学项目，入读斯坦福大学，获得文学士学位，1926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学习，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梅汝?H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山西大学、中正大学、南开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复旦大学等，讲授英美法学等课程。 　　1946年，梅汝?H被任命为我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法官。在安排法官座次时，首席法官韦伯希望在自己的左右安排美英法官，在开庭预演时将中国法官安排在英国以次。梅汝?H对此提出严正抗议，认为无论是从受日侵害、牺牲贡献，还是从受降签字顺序来看，中国都应排在第二，坐在首席法官左侧第一位。他甚至脱下法袍，以免被记者拍照登报，造成既成事实。最终首席法官不得不妥协，在投票表决后，终于按受降次序排定了座次。 　　中国法官团队还参与了判决书的起草工作，负责撰写其中“日本对华侵略”一章。梅汝?H竭尽全力投入到这一工作中，并于庭审结束的一个月之后完成了长达200多页的判决书起草，经他建议，判决书还对“南京大屠杀”单列一章。在决定对被告的量刑时，法官会议中产生了很大分歧，有些法官因本国已经废除了死刑，不主张对战犯处以死刑。梅汝?H为此心急如焚，寝食难安，日夜与各国法官磋商。他在日记中写道：“若不能严惩战犯，惟蹈海而死，以谢国人。”经过梅汝?H和多数法官的努力，法官会议在最后的投票中，以6票对5票的微弱多数对7名被告做出绞刑判决。 　　1948年底，南京政府任命梅汝?H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司法部长，他托词迟迟不到任。1949年6月，梅汝?H设法由东京抵达香港，与中共驻港机构取得了联系，而后由港赴京。1950年起，梅汝?H先后担任外交部顾问、法学会理事、全国人大代表、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等职。此后，梅汝?H还任第三、第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等职，为新中国的外交与法律事业做出了贡献。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梅汝?H受到了不公平对待。尽管如此，他仍然不忘国耻，首次提出政府应该研究南京大屠杀，然而这一建议并没有得到重视。“文革”开始后，他遭到了更严重的批判，他在东京审判时穿过的法袍也被造反派抄出，试图烧毁，他严词周旋才保住了法袍。1973年，梅汝?H在北京辞世，终年68岁。梅汝?H一生留下多部著作，其中包括介绍东京审判的遗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向哲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 　　向哲浚（1892～1987），别号明思，曾用名向哲文，湖南宁乡人。少时家境贫寒，1910年考入清华学堂的前身游美肄业馆，毕业后赴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文学和法学，并获得文学和法学学士学位，随后入乔治?华盛顿大学学习国际法，获法学博士学位。1925年秋，向哲浚回到中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任教。为了取消列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他参加了北大“收回法权筹备委员会”，并任法学权威王宠惠的秘书，又随其到南京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秘书，而后国民政府收回了部分领事裁判权，向哲浚亦实现了一大夙愿。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向哲浚出任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处首席检察官，不久即受命组团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任中国检察官，并推荐梅汝?H为中国法官。1946年2月，向哲浚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第一批18名日本侵华战犯名单，对最终战犯名单的确定起了很大作用。他还对国际检察局提出，将日本战犯犯罪日期从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提前到“皇姑屯事件”发生的1928年。这一提议遭到被告律师的激烈反对，向哲浚反问道：“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最终，起诉起始日定为1928年1月1日。 　　中国检察官团队作为主要撰稿人参与了起诉书的撰写。由于证据不足，向哲浚为此多次回国寻找人证和物证，并查阅被查封的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存，从字里行间发掘日本侵华罪行的证据。最终起诉书所列举的55项罪状中，与侵略中国有关的有44条之多。中国检察官团队还邀集了十几名在华中外证人，在向哲浚等的劝说下，溥仪也连续8天作为证人出庭，是东京审判作证时间最长的证人，引起轰动。 　　向哲浚还争取到由中国检察官负责对土肥原和板垣的起诉，因二人“在中国犯罪最多”。在法庭上，向哲浚多次举证发言，整个审判期间共发言20次，留下了数百页发言记录。 　　东京审判结束后，向哲浚拒绝了国民党政府让其出任台湾“最高法院首席检察长”的任命，决心留在大陆担任教职，先后在上海大夏大学、东吴大学、复旦大学法律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担任法律教学和研究工作。1960年，他进入上海财经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前身），任财经学院基础部外语教研组主任，直至1965年退休。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