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驻岁月：在越南的日子.docVIP

常驻岁月：在越南的日子 　　我在本刊前一期《回首东南亚四十年》一文中提到，本人在东南亚国家曾有过四次常驻经历。这四次常驻对我而言，也是四个台阶。第一次（1978～1982，越南使馆）任科员、随员；第二次（1991～1993，越南使馆）任一秘、研究室主任；第三次（1993～1997，新加坡使馆）任一秘、研究室主任、公使衔参赞；第四次（2001～2004，马来西亚使馆）任特命全权大使。 　　不同时期，有不同历练；不同岗位，有不同收获。既经历过惊涛骇浪，也感受过云淡风轻。 　　一 　　我是1976年秋进入外交部的。当时越战刚结束一年多，但中越关系已出现严重裂痕。既有国际大格局背景，又有地区特别是柬埔寨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更有双方在一系列双边关系中的利益冲突。 　　我在亚洲司印支处工作了不到两年，感觉天天在处理两国之间的问题。其间有过两次高层会晤，但未能挽救两国关系急剧下滑的势头。 　　到了1978年春，越柬边界已是炮声隆隆，中越之间矛盾也全面发酵。华人华侨问题成为舆论焦点，陆地边界形势日益恶化。是年5月1日，时任越南领导人在讲话中对我国颇多指责，从而公开了中越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中方自然要做出回应。一时间，双方舆论恶语相向，中越关系急转直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被派往驻越使馆工作。应该说，使馆这个环境对我而言并不陌生。因为1973～1976年，我曾在河内留学，周末经常去使馆“改善伙食”。对河内市和整个越南的社会、文化环境，我也十分熟悉。不同的是，过去天天生活在中越友好、“同志加兄弟”的氛围之中，对中越关系的急剧变化，没有心理准备，更没有预见到“狂风暴雨”即将到来。 　　作为新人，我一切从头学起。先在领事部，天天加班加点处理华人华侨的接待和制证工作。不久又转到研究室，首先是做些最基础的工作，每天给大使读报并将十几份报纸的主要内容汇编成“每日要闻”。此项工作对掌握信息和提高文字综合、概括能力很有帮助，受用至今。第二是承担一些翻译任务。那段时间外交交涉多，涉及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这对熟悉情况、掌握政策、学习提高谈判技巧很有帮助。第三是起草一些基础性报告，主要是越方报刊、电视、电台上有关两国关系的一些内容整编。这方面，我的体会是要务实客观、冷静，实事求是，不能凭好恶取舍，要言之有物，条理清楚，说明问题，最重要的是要关注一些新动向。例如当时越南报纸上一则有关在越柬边境地区成立柬埔寨某某“阵线”的消息就引起国内高度关注，因为这是要“另起炉灶”的强烈信号，后来形势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锻炼最大的还数一些突发事件的处理。 　　边境冲突发生前夕，使馆一多半同志陆续撤回。最后一班撤回的航班上既有使馆人员，还有两名外交信使。但他们在机场遇到了麻烦，越方人员要求开包检查外交邮袋，我方当然不干，双方僵持不下。而交涉一旦拖到天黑，当时河内内排机场的照明技术就不能支持飞机起飞了。我方人员给使馆打来电话请示，我直接去报告杨公素大使。杨大使是久经沙场的革命老前辈，曾随叶帅参加过北平谈判，新中国成立后曾长期参与处理西藏问题，上世纪60年代曾出任驻尼泊尔大使，是深得周恩来总理器重的一位外交家。对于这件当时在我看来已是十万火急的大事，杨大使只给了两句话八个字：“信使回馆，飞机起飞”。同时我们也向越南外交部做了交涉。结果是飞机赶在天黑前起飞，信使在使馆逗留数日后取道曼谷回国。前辈们遇事不慌、从容淡定的处事风格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诸如此类的事件还有很多。我当时只是个翻译，但此类案例错综复杂，要求有很好的语言基础和临场不乱的基本素质。人都是锻炼出来的，外交官也一样，看得多了，多少能学到一些东西。我真的很感激那几年的常驻经历。 　　而最大的考验当然是中越边境发生全线武装冲突的那17个日日夜夜。如前所述，冲突前夕，使馆工作人员从80多人减少到34人，大使临时回国，临时代办坐镇指挥。当时，我援越专家300多人以及教师、留学生等人员也已相继回国。好像只有我们使馆的30多名中国人还留在越南。研究室只剩两人，张青同志是主任，我那时年轻，算是个壮劳力，自然要坚守岗位。虽说“两军交战，不斩来使”，但我们每个人都做了最坏的准备。奇怪的是，人到了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更不会退缩和讨价还价，想的更多的是怎么履行好自己的神圣职责。30多年过去了，当时在会议室集体宣誓的画面仍记忆犹新！ 　　二 　　1979年2月17日晚上9点多，“越南之声”电台率先打破沉默，发表了官方声明，承认中越边境全线发生了武装冲突，号召全国军民奋起抗击等。从那一刻起，我们使馆也进入到紧张忙碌的战时状态。一是搜集方方面面的反应；二是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一夜之间，使馆周围突然增加了大批荷枪实弹的军人。那时候才知道什么叫“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整个河内市的大街小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