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广久：“中国第一商贩”的三起三落.docVIP

年广久：“中国第一商贩”的三起三落 　　年广久是“傻子瓜子”品牌创始人，号称“中国第一商贩”。他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多次离婚、老年丧子，还与亲人对簿公堂。但他仍倔强地认为，他还没老，傻子永远没过去。直至今日，“傻子瓜子”仍然在安徽乃至全国瓜子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实践中摸索出“傻子”经济学 　　1937年出生的年广久自幼丧父，和母亲摆小摊养家糊口，早早学会了街头叫卖。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接二连三，卖鱼维生的年广久于1963年被定为“投机倒把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出狱后，为了谋生，年广久开始卖板栗。不久，他又被当作“牛鬼蛇神”关进监狱。出来之后，隔壁一家卖瓜子的老师傅找到了他，让他帮忙炒瓜子。这是年广久踏足“瓜子行业”的开始。 　　年广久卖瓜子得了一个“傻子”头衔：人家买一包，他会另抓一把给人家，人家不要，他会硬往人家身上塞。但这是他生意兴隆的源头之一。于此，年广久在他的“傻子”瓜子事业上一做就是十多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大地回春。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市场需求越来越旺，他想扩张自己的生意。但他的扩张计划遭到了妻子耿秀云的激烈反对：“你坐牢还没有坐够么？！”妻子甚至提出离婚。最终，争吵之中，年广久将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妻子，自己带着笸箩等几件炒瓜子的工具离开了家。 　　离家后，年广久一路辗转来到扬州。一年后，在老母亲的劝说下他又回到芜湖。这时，他的大儿子年金宝找到他说：“我有两个钱但不会做生意，你给我指路吧。”年广久说：“指路不行，前面有黄金，你看不到，我看得到，要跟我后头，学！” 　　当时，芜湖有不少商家看到年广久瓜子卖得好，也开始卖瓜子。“傻子瓜子”的销量因此受到影响。年广久决定降价，价格一下子每斤降了六七毛。年金宝急了：“你这不折本吗？”年广久回应道：“我说，你不懂经济学呢，你跟我试试看，炒出来，就晓得了。” 　　年广久的经济学是这样的：降价之后生意好了，可以让炉子炒个不停，这样煤和材料成本就可以节约下来。相比之下，“如果十天八天不炒，这个煤就浪费了，我其实就是赚的这个钱……还带动了工人的积极性……” 　　邓小平点名保护“傻子” 　　“傻子瓜子”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年广久还不断推出新的促销策略：独生子女买两斤瓜子可以不排队、外地人到芜湖用车票来买两斤瓜子不排队、结婚的买10斤瓜子不用排队、军人不排队……这些促销策略找准了购买瓜子的特定群体。 　　年广久生意越做越大，他雇佣的工人从10个人到100个人，从100个人到140个人，他每天炒出的瓜子从一万斤到10万斤，从10万斤到20万斤。尽管利润每斤只有一角多钱，但是每天20万斤的销量总利润也高达每天两万多元。他说：“那时候最大的钱就是5块、10块，我已经有100多万（元），都用大麻袋装着。天下大雨，我的钱都发霉了，我就拿出来晒，我就是晒给别人看。天经常下雨，钱也发霉，我就把那些钱拿出来晒在院子里。” 　　1981年9月4日，年广久正在炒瓜子时，家里来了4个人，芜湖市副市长，还有芜湖日报社总编辑、工商局副局长和公安局副局长。年广久当时很紧张，他以为麻烦又来了。但副市长吃了瓜子之后说：“口味很好。要放开干，把瓜子牌子创出来，打到各地去，为芜湖增光！”第二天，《芜湖日报》就发表了题为《货真价实的“傻子瓜子”》的报道。 　　之后几年，《光明日报》连续刊登了有关“傻子瓜子”的3条消息，“傻子瓜子”由此传遍全国。 　　这期间由于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许多对“傻子瓜子”的不满意见。1983年年底，在一次国家举办的工商会议上，有人提出年广久雇工人数超过国家规定，对国营、集体商业形成不利影响，应该限制其发展。当时国家关于雇佣员工的规定是，私营企业雇工超过7个人以上就构成“剥削”。 　　于是，“年广久是资本家复辟”的说法传到安徽省委。安徽省委派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久，并写了一个报告，上报到中央。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十分重视这件事，将此事向邓小平作了汇报。 　　其实，这不是邓小平第一次听说“傻子瓜子”。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曾经看过安徽省委送来的“傻子瓜子”问题调查报告，当时就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给予肯定，并对一些人就姓“社”姓“资”的争论，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 　　这一次，关于“傻子瓜子”雇工超过100人的问题，邓小平再度表态支持。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有了邓小平的点名保护，年广久“逃过一劫”。 　　遭遇事业逆境和丧子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