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活到舞台：三毛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表征与变迁.docVIP

从生活到舞台：三毛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表征与变迁 　　摘 要：三毛是一个时代所钟情的女作家，一生短暂，但颇具历练与传奇;一生坎坷，却我行我素。她的文学创作虽不及鲁迅、老舍等集大成者，但其创作风格却也是别树一帜。本文主要从三毛的第一部散文作品《撒哈拉的故事》与最后一部作品《滚滚红尘》入手，解读三毛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阐释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对现实三毛形象的表征作用。 　　关键词：三毛 女性主义 文学表征 女性形象 　　我们都孰知三毛，原名是陈平，中国现代作家，儿时居住在大陆，后随家人迁居台湾。这两地不同的生活对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她的性格、女性思维特点会潜意识地注入自己的作品之中，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会契合地折射出作者的形象。《撒哈拉的故事》是三毛在旅居非洲时，也是她平生第一部完整的作品，该作品以自述为主，讲述自己在撒哈拉沙漠与自己丈夫荷西的生活，以及发生的种种异样的故事。主人公三毛自己的个性与形象在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滚滚红尘》是三毛的唯一一部剧本，也是她最后一部作品。两种不同风格的作品给我们展现出的却是同一个女作家在不同时期的形象的再现。 　　一、 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表征 　　“表征”是文学批评研究的一种范式，我们可以将它简单地理解为“再现”的意思，即通过语言将事物描绘出来，表征的过程也是语言在起作用的过程，“简而言之，表征是通过语言生产意义”。[1]然而这种语言并非专指文字或口头语言，还包括各种视觉符号所建构起来的形象语言，这些语言又受到说话主体的控制，说话主体同时还与社会、文化传统、主流意识等外在因素的制约，使得表征出来的事物和形象带有现实的烙印，“表征就与权力、意识形态、性别、民族、主流与边缘、支配与被支配等重要问题联系在一起”。[2]我们在三毛的文学作品中也同样能够看到这种表征现象，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特别是三毛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的构建特点与三毛自身的民族归属与性别是分不开的。无论是《撒哈拉的故事》，还是《滚滚红尘》，不管主人公是作者本身，还是虚构出来的“韶华”，都直接或间接地透露出中国传统女性的个性特点和女性主义的气息。 　　《撒哈拉的故事》以三毛自己为主人公，讲述了自己在西属撒哈拉与荷西一起生活的故事。在这部作品中有多位女性形象，分别是三毛自己、撒哈拉威女人、姑卡、沙伊达等。三毛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洗礼，五岁时读《红楼梦》，初中学习古诗词，拜中国书画家勤习绘画，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三毛的性格中流露出了中国传统妇女的勤俭持家、主内、贤惠的品性。“闲话不多，第一便是下厨房”。[3]开中国饭店、用各种捡来的东西装饰自己的家，乃至让外国人赞之为最美丽的沙漠家庭，这些都能体现东方女性的性格特点。与其相反的则是那些撒哈拉威女人、姑卡和沙伊达。撒哈拉女人在男性面前是没有地位的，未出嫁的女孩子就算得病了，因不能和异性接触而无法看医生，男医生不能接生，娃娃新娘结婚前都不知自己嫁给谁、什么时候出嫁。在三毛笔下，生活在男权主义世界中的撒哈拉威女性显得毫无人身自由。她的那些撒哈拉威女邻居机灵古怪、爱占便宜。这些沙漠主妇只会向三毛借这借那但从未有过归还;借给隔壁房东五盒火柴，等自己需要而去借的时候，换来的却是“给你三根，我们自己也不多了”。鲜明的人物刻画，简单的语言组织，将这些热情但又吝啬的撒哈拉威邻里描绘得如此逼真。在三毛笔下，温柔贤惠，具有传统中国女性美的三毛和男权主义压制下的沙伊达又是位倔强叛逆、崇尚自由和个性独立的现代女性，她们的身上散发着女权主义的气息。在《撒哈拉的故事》中，三毛几乎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女性，甚至连很多男性都无法做到像她那样事事都会，在《悬壶济世》中，她担任过“非洲巫医”，用黄豆治好了快要出嫁的姑卡腿上的疖子。三毛也并不完全继承了中国传统女性的性格，叛逆、从不逆来顺受、喜欢我行我素的三毛还具有西方女性主义特点，她是一个追求男女平等，强力挣脱世俗的束缚，这与安身立命、遵守妇道的中国传统女性大相径庭。首先这与她打小就有一个调皮好动的个性有关;其次就是因为她无拘无束的性格、多年接受西式教育，以及受到西方女权与民主人权思想的熏陶。在《娃娃新娘》中，她公然叫板腐朽落后的撒哈拉风俗，认为“既然要拼命，不如不结婚”，在穷苦迂腐的西属撒哈拉提倡女子人身自由。她不许荷西帮蜜娜修理门窗，一句“不许去，继续吃饭”，随后将自己盘子里的菜一下倒在荷西面前，又是一大盘。这丝毫不是传统女子的温柔形象，而带有一丝女性的强势。 　　 文学的表征过程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语言，“但语言又受到说话主体的操控，在对思想和经验世界加以再现时，有可能将其真实含义隐藏起来，使所表征的内容打上个人感情色彩的烙印”。[2]《撒哈拉的故事》是三毛真实生活的写照，她的创作也是以通俗易懂、记述自己生活的点滴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