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群众路线在桂东.docVIP

党的群众路线在桂东 　　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中期，毛泽东、朱德等带领部队在湘赣边建立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桂东曾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北接湖南酃县（今炎陵县），东接江西遂川县，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曾在该县进行革命活动，并在根据地初步形成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工作方式，以后进一步发展完善，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基本方面之一，成为克敌致胜的一个法宝。因而桂东被公认为红色基因所在地。 　　一 　　毛泽东，于1893年出生于湘潭韶山一较殷实的农家，父亲毛顺生有田地，有房屋，农具齐全。而当时韶山环境险恶，农民痛苦不堪，逃荒，讨米，要饭，甚至卖儿女的到处可见。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素勤）信佛教，吃观音斋，俭朴而又颇慈善。毛泽东在母亲的感染下，目睹穷人的苦楚，萌发同情之心。一次，父亲叫他和长弟毛泽民去收债，如没有债就赶猪抵债。债户贫穷如洗，无米下炊，仅有6只小猪，毛泽东不忍心赶猪，便和弟编假话骗过了父亲。 　　后来，他到长沙接触马克思主义，对穷人的怜悯之心上升到阶级感情。他将被出卖、遭虐待的刘天民救出人间地狱，对自绝人世的赵女士也很同情，1923年毛泽东在报纸上发表《解放妇女》《赵女士之死》，揭露封建主义罪恶，呼吁“打倒封建主义！” 　　二 　　1927年，毛泽东发动湘赣边区秋收起义，创立了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进一步确立群众观点，形成群众路线，坚持不懈地实行群众工作方法，带领部队战胜敌人的“围剿”进攻，巩固了湘赣革命根据地。 　　面对几十倍于己的敌人，“边区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而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打仗。这首先得益于建立党代表制度，将党支部建在连队。同时，得益于建立了正确的群众路线：官兵一致，实行民主主义，而不是绝对平均主义。毛泽东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当时红军的物质生活菲薄，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以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当时全军5000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的天，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一律平等。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医院中共有800多人，医药无着，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做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红军是两个世界。虽然他们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这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被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三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时，就要求部队官兵对待士兵和群众要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同年10月，他带领部队从江西遂宁紫竹山向井冈山进发。在上山之前，正值当地红薯收获季节。由于有的战士纪律性不强，肚子饿了就顺手偷吃老乡的红薯，老乡对此有意见。毛泽东觉得偷吃一个红薯事小，可损害群众利益事大。于是，他立即召集队伍，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还郑重宣布了“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的最早雏形。 　　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县城后，打着“宣传队”的旗号开展宣传活动，还派人下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但也有些人把商人、小贩的货物没收了，甚至把药店里称药的戥秤也拿了。毛泽东进城后不断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对部队的反映，发现了不少问题，就在城里把部队集合起来，提出在城市中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并宣布“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从而奠定了红军统一纪律的基础，从根本上区别于白军。 　　毛泽东要求部队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写在墙上、包袱布上，无论走到哪里，都作为检查行动的标准。这给老百姓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老百姓曾这样歌颂红军：“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 　　1928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