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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画经历 　　在老北京人画画儿的朋友中，像我这岁数有过学画经历的，都因其历史原因而有着不同的个人感受，这种感受决定了他们的审美观念和一生的艺术追求！ 　　上小学三年级，我的祖父教我临帖，范本是柳公权的“玄秘塔”，我祖父那一代的长辈们大多为参加科举考试而受过基本训练。自幼习字由唐碑入手，而到中晚年时大多写一笔带有何子贞或翁叔平笔意的行书。因为开始学写字时我可以用用家里的小书案、文房用具及翻看家中的旧书和字画等等。字画大多是书法及兰花、竹子、山水，我看不懂，吸引我的是一些古书中的插图，尤其是绣像小说中的鞍马、人物、怪兽，于是我便用笔勾画。当然这一切都背着我祖父，因为他老人家不止一次说过读书写字是正事，而画画是闲差，没有出息。这便是我接触画画儿的开始。 　　到了中学一年级有位叫鲁志刚的同学，他是徐燕荪先生的再传弟子，工笔人物画得极好，经他传给我一些工笔人物的画法，并经常借我一些画稿供我临摹。那段岁月粮食供应紧张已近尾声，粗粮可以吃饱，每到休息日我和小画友们去故宫看画展，去书店翻画册，或在家中铺开冰雪宣，研墨、调色、勾线……那时的北京城安静极了，室内明窗净几，户外蓝天白云中，不时传来鸽子飞来飞去的哨音，而屋内只有水壶在烧开水时发出的水汽声。我沉浸在工笔画技法所呈现的古典美感中，那一时期我以画工笔仕女为主，也临摹刘继卣先生的大闹天宫等。亲友们都夸我画得不错，字也写得好，有我曾祖父的遗风。我母亲的朋友还带我去了于非?、曹克簧等老先生的家。当时老先生们家中还保留着自晚清民国以来的北京人集书香文化和古典艺术气韵合一的环境陈设，那是一种优雅、从容的气氛。老先生们对我勉励一番，我亦信心大增，有了做一名画家的愿望。 　　那一年我13岁，基本上不参加校内少先队的活动，尤其不喜欢当时最流行的乒乓球运动，包括那时最时尚的电影“刘三姐”等，而是迷上了每星期天上午在龙潭湖公园或天坛东门附近的传统式摔跤，并于14岁开始学习，经师傅喜大爷指点，进步很快。想不到的是，因为画画儿和摔跤，我在学校成为延续封建资产阶级思想的落后学生典型。 　　1965年底，我参加了文革前的最后一次中等专业艺术学校的考试，当时的程序是专业成绩通过后，有一次面试，就是政治审查，拿到班主任封好的政治评语后，回到家中用我祖母做活的针将信封轻轻拨开，上面写着：该生封建残余及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等等。第二天，在那间宽大的面试教室中，一位坐在桌子后面的中年女老师低头看罢我送上的评语后，用眼镜后面那冰冷冷的目光审视了我一会儿，问道：“你为什么要考我们学校呢？你知道吗？我们学校是培养无产阶级文艺事业接班人的地方呀！”这是我第一次因为学习艺术和向往接受所谓的艺术正规教育而遇到的充满敌意的审视！那一年我15岁，半年后的“文革”中，我作为“四旧”在中学生中的代表，被五花大绑地押上千人斗争大会，并成为被批判的主角。再开始画画恰恰是十五年之后的事了。 　　1972年，我开始在陕北自学声乐并于插队陕北第五年即1974年考入总政歌剧团，成为一名歌剧演员。生活稍事安定，我又开始逛琉璃厂，渐渐地心中又有了学书法的愿望，经同事介绍拜识了张伯驹、启功、董寿平、王森然、许林村等老先生和黄胄、刘继卣、王雪涛等老画家。从1978年开始了对书法和绘画的学习。 　　上世纪70年代末期，老先生们家中客人不多，除了一些老朋友外，也有一些在政治上有地位的书画爱好者。听老先生们谈鉴赏书画的办法及历代名家的趣闻，也看他们写字画画。从那时期开始我在老先生们的指导下对传统书画有了基本的理解和认识，最主要的是老先生们培养了我不同于当时所盛行的审美观念，使我对传统书画中的内在文化精神、境界乃至于笔墨等等有了属于我个人的理解能力。从“文革”后期到老先生们相继去世，近三十年的时光使我在人生、艺术各方面获益良多。这些自民国就成名的先生们是当代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上真正承上启下的一代，不单是书法和绘画，传统士人所谓的道德、文章，包括日常的生活态度、行为举止在他们这批人身上有着最后的体现。我个人理解，在这些老艺术家身上有两点品质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缺失的，即是在艺术思想上保持独立的审美自由和人格上的自尊与自爱。没有这两点的支撑，就不可能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这是远比笔墨技巧和创作形式更为重要的内在精神力量。 　　我从事书画鉴赏、创作及声乐的学习、工作40余年来，除声乐曾在中央音乐学院进修过之外，书法、绘画都是自学，虽然得到过老先生的指导，但我绝不敢妄称是某某先生的学生，我清楚我们这一代人特殊的经历，我深怕因我个人品格上的不慎而坏了先生们的声誉。因为只有品学兼优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古人讲：“人品底下，落墨无法即是此理！” 　　客观存在决定人的思想意识。我的经历决定了我的艺术品味及追求！当代社会不提阶级了，但实际上阶层存在是客观事实，且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