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戏剧如火如荼.docVIP

救亡戏剧如火如荼 　　 　　在上海，救亡戏剧的步伐没有停止，一出出好戏陆续上演，无不激发着群众抗日的决心。而在陪都重庆，从1941年开始的重庆“雾季公演”更是如火如荼，成就了中国话剧史的一次高峰。 　　“这是一个郁闷得使人不舒服的黄梅时节。从开幕到终场，细雨始终不曾停过。雨大的时候丁冬的可以听到檐漏的声音，但是说不定一分钟之后，又会透出不爽朗的太阳。空气很重，这种低气压也就影响了这些住户们的心境。从他们的举动谈话里面，都可以知道他们一样地都很忧郁、焦躁、性急……所以有一点很小的机会，就会爆发出必要以上的积愤……” 　　《上海屋檐下》第一幕是夏衍在1937这一特殊的年份里所创造的一个巨大的隐喻系统，这是前夜，压抑而胶着。正如夏衍在1956年回忆的那样：“抗日战争快要到来了，不应该写得太灰暗，所以这里我也用了隐喻的笔法。在剧本里借用赵振宇的话，说天是不会永远下雨的，恼人的黄梅天气总是要过去的，一阵大雷大雨，晴朗的太阳终于要出来的。” 　　1937年注定是不同凡响的，这一声惊雷是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那一场暴雨便是上海的“八一三”会战。“剧本是在7月下旬脱稿……我们在8月1日读剧本，3日开始排戏，预定8月15日上演。可是，在8月13日这一天，全面抗战的炮声响了！”卢沟桥事变后，上海很快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抗日救亡运动，文艺界迅速地行动起来了。7月15日，上海剧作家协会在夏衍的提议下扩大改组为中国剧作家协会。大家决定要抓紧排一部新戏，替换《上海屋檐下》在大剧院公演，以壮声势。 　　夏衍回忆说：“洪深首先提出要我参加集体创作，主要的任务是：每一场戏写完之后，要我做一点衔接、加工和润色的工作。这是一种宣传鼓动性的‘群戏’，不要求太多的艺术加工，所以我也就随口答应了。”这部戏就是《保卫卢沟桥》，该剧的上演是中国话剧史的大事件。这部集体创作的三幕剧，剧本由17人共同创作，最后由夏衍、郑伯奇、张庚、孙师毅四人整理。8月7日在上海蓬莱大戏院正式公演。就在这场演出的后台，中国文艺界又产生了一个更大的壮举，决定组建救亡演剧队，分赴各地活动，动员群众实行全民抗战。1938年10月，这十几支演剧队会师武汉以后，经过整编归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领导，改名为抗敌演剧队。夏衍与这十几支演剧队一直保持着单线直接领导的关系。 　　在上海，救亡戏剧的步伐没有停止，一出出好戏陆续上演，无不激发着群众抗日的决心。而在陪都重庆，从1941年开始的重庆“雾季公演”更是如火如荼，成就了中国话剧史的一次高峰。 　　无数台话剧唤醒民众 　　在八年抗战期间，话剧这种年轻的艺术形式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以最鲜活、快捷的手段，将民众唤醒，给他们以安慰，以启迪，以勇气，以力量。追根溯源，话剧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就开始了抗日戏剧的编演。最突出的是田汉，他写了《乱种》、《战友》、《回春之曲》等一系列作品。其后于伶、凌鹤、洪深等剧作家都有抗日剧作问世，陈鲤庭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更是演遍了南北各地。 　　 　　全面抗战开始后大约半年时间，上海、北平、南京、天津等地区话剧工作者纷纷进入内地，中国话剧分布形成三个方面：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话剧，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话剧，以上海为中心的“孤岛”和沦陷区话剧。 　　在上海，据统计，抗战八年间先后出现了几十个职业剧团，一百二十多个业余剧团，上演、改译和出版了上千部话剧作品。不仅如此，作为传统戏曲的代表人物，梅兰芳蓄须明志，周信芳排演大量激动人心的历史剧……也都留下了戏剧人铮铮铁骨，高台教化的身影与佳话。 　　而这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保卫卢沟桥》，此剧堪称中国话剧史上的奇迹，该剧从创作到排练完毕仅仅用了二十几天的时间，在创作与表演团队上更是集合了当年戏剧界的众多名家。当初上演这部话剧的蓬莱大戏院也屡屡被提及，但很少有人知道，当初创作这部剧的决定是在卡尔登戏院里通过的。 　　《保卫卢沟桥》一经上演，立即轰动全国。剧中发出了“保卫祖国，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的吼声，激发了全场观众的情绪。郭沫若、沈钧儒等名士也和千百观众一起，在台下振臂高呼，喊出了“枪口一致对外！反对投降主义！”的口号。这部话剧受到了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联合演出日夜进行，有时还加演临时场来满足群众的要求，一直延续到“八一三事件”爆发，被迫中断。 　　演出虽然只有短短一个星期，但作为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抗日救亡革命文艺活动，其影响深远，反映了全民同仇敌忾、抗日救国的共同心声，是上海戏剧工作者团结抗战的先声，是中国戏剧阵线的战斗宣言。 　　而对卡尔登戏院来说，作为上海话剧抗日宣传“主战场”的使命才刚刚开始。抗战期间它上演过多部进步话剧，激励了无数民众，因此被认为是中国话剧的出发点。1941年10月10日，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