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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nal Behaviour 理性行为 经济理论中经常使用理性行为这个概念。对这个概念的兴趣来自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动因。第一，经济行为常常具有某种规定性的形式，了解人们在既定情况下怎样合乎理性地行动是令人感兴趣的。这可称之为“规定性动因”。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规定性未必一定具有道德伦理性质。确实，规定性动因有时明确地用非伦理学述语来描述，仅涉及对个人自身利益的追求。豪尔绍尼(Harsanyi，1977年)在对这种见解的权威性的表述中，根据对策论的内容，用如下用语描述了“完善的理性行为”： “……我们的理论是一种规范性(规定性)理论，而不是实证性(描述性)理论。至少这种理论正式而明确地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每一个局中人在对策中为了最有效地促进他自身的利益应该怎样做，而不是在这种类型的对策中他(或者像他这样的人)事实上将怎样做。”(豪尔绍尼，1977年，第16页) 第二种动因关系到能解释和预测实际行为的那种理性行为模型运用的可能性。这种运用分二步来进行。第一步是对理性行为的刻划，接着第二步是将实际行为基于理性行为之上。采用这种方法，在对所预测的实际行为进行具体描述时，对理性行为的刻划也就结束了。这一动因构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主要基础(例如，见埃奇沃思(Edgeworth)，1881年；阿罗(Arrow)，1951年；德布勒(Debreu)，1959年；阿罗和哈恩(Hahn)，1971年)。其理由是，尽管实际行为从原则上说可以采取任何形式，但有理由去假定在大部分时候它实际上可被描述成是“理性的”。 在考察理性行为的理论时，必须记住这种动因的二重性。尽管本文主要关心刻划理性行为的方法，第二种动因的性质要求决不能忽略理性行为模型运用的可行性，以解释和预测实际行为。理性化能力、二元性和自身利益在不确定性情况下，理性行为要求对任何选定行为结果的可能变化作出正确评价，因此，这种行为必须建立在对于那些与结果有关的不确定性的系统了解和看待此类不确定性的种种方式之上。我们现在就将考察不确定性下的理性行为，但是在这之前，必须先谈及较基本的即没有不确定性的情况。实际上，在确定性情况下的行为可以正当地被看成是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很小、而且简直就不存在时一种极端的不确定情况下行为的例子。在这个意义上，在确定性情况下的理性行为必然被归入论及不确定性条件下理性行为的任何理论。 虽然对在确定性情况下的理性行为有很多不同的探讨方式，但公平地说可以说其中有二种主要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强调内在的一致性：行为的理性须符合这一要求，即来自于不同子集的各种选择应以一种有说服力的、成体系的方式相互对应。内在一致性的各种条件在文献中已经被提出来了，但在正规经济学理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二元论，它要求将根据某种二元关系R(通常被解释为“偏好”，例如，xRy指“x比y较受偏好或x和y无差异”)对于不同子集所进行的选择看成是各个子集中产生的最大化解。或者换句话说，根据这种解释，理性行为即在可供选择的全部子集中寻找一种二元关系R的能力，从而使得对于全部子集中任何特定子集的选择，恰好由那个子集的最大元素组成。里奇特(Richter，1971年)将此称为“理性化能力”。 在其他的系统表述中——仍在内在一致性的一般探讨之内——理性化能力的条件被放松了，仅要求具有一部分二元最大化必须包含的那种一致性。另一方面，在某些其他系统表述中，由于进一步要求二元关系是一种能同时满足完备性和传递性的排序，各种要求就比根据二元关系最大解的要求更严格了。 内在一致性的大量不同条件在文献中已经被提出，但可以证明，这些条件中很多是等价的，确实，它们在总体上可以分成许多类，每一类都含有不同的、但基本等价的要求。例如，这些归并分析可以在豪撒克尔(Hauthakker，1956年)、宇泽宏文(Uzawa，1956年)、阿罗(1959年)、里奇特(1971年)，森(Sen，1971年)、赫茨伯格(Herzberger，1973年)、铃村(Suzumura，1983年)那里看到。对理性的二元方式的批评(和否定意见)，可见康格(Kanger，1976年)。戈捷(Gauthier，1985年)、森(1985年a，1986年b)和萨格登(Sugden，1985年)。 在确定性情况下理性行为的第二种一般方式，是以对追求自身利益的推断来表示的。这种方式的起源通常可追朔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人们常称这位现代经济学之父将人类看成是在不懈地追求他们各自的私利。作为经济思想史的一种观点，这至少是有疑问的，因为亚当·斯密(1776年，1790年)对某些行为领域( 如交换 )中的自身利益支柱的信念被以下这一点修正了，即他深信许多其他动因在人类行为中一般是重要的(关于这一点见温奇(Win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