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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与中国文化讲义 第九章 《周易》中的法律思想 《周易》中有多处关于法律问题的论述。例如：1、《蒙》卦初六：“利用刑人，用说桎梏。”　占卜时遇到此卦，利于有罪之人脱罪被释放。2、豫《象传》：“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　　圣人应该顺应自然规律，实现政治清明、刑罚得当，百姓信服。3、《贲》卦（bì ）“大象”：“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君子应该政治清明，不敢徇私枉法。4、《噬嗑》（shì hé）“大象”：“先王以明罚救法”。贤明君主应该既表明刑罚有尽量不用刑罚。 5、《解》卦大象：“君子以赦过宥罪。”　　官员应该宽宥有罪之人，尽量不用刑罚。引申：严打。从重从快。6、《丰》卦“大象”：“君子以折狱致刑。”7、《旅》卦“大象”：“君子以明慎用刑，不留狱。”8、《中孚》卦“大象”：“君子以议狱缓死。”　　官员应该慎用刑罚，尽量不要判死罪。此外，还有《讼》与《噬嗑》两卦专门讨论法律问题。概括起来，《周易》中的法律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法——君权神授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最集中体现。这种体现首先表现在立法权上。在西方讲“天赋人权”，我国古代则鼓吹“君权神授”。君主是立法主体，人民没有立法权，也没有司法权。例证：“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救法” 。 　在中国古代，皇帝是最高立法者和司法者，又是最高行政管理者，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于一身。而各级官员就是当地的最高司法与行政长官。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是一种尊卑、高下的关系。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皇帝。 二，执法的原则和手段 　《豫》卦的下体是坤，上体是震；坤的性质为顺，震的性质为动。上下结合形成顺与动的特点，而顺是动的前提条件。　 　　自然界的日月运转和四时更替都是按照顺序进行的。　自然界的特点是“生杀以时”，即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自然界的阴阳消长必须以时而动。 　　　　在司法上，各级官员应仿效自然界的运行规律来执法。 执法应效仿自然界的阴阳消长，注意两个方面： 三、颁布成文法 1、颁布成文法，减少法官自由裁量权“明罚救法” 是从立法的角度讲的，即把定罪与量刑的标准以成文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公之于众，使天下民众知道其可为与不可为之事，尽可能不触犯法律；即使触犯法律，也因为有明文规定而定罪量刑适中，民心折服。 子产（公元前582年？－公元前522年）名侨，字子产，河南新郑人。子产对后世法学最重要的贡献莫过于铸刑书，公布成文法。 子产铸刑书及其争论，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的意义。1、开创了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是世界历史上的首创；2、冲破了秘密刑罚思想的束缚，最早肯定了公布成文刑法的“合礼合法”。 2、量刑和用刑的人性化问题，即刑法的人道化问题。中国古代存在着严重的量刑的非人道化问题。例证：　　《解》卦“大象”：“君子以赦过宥罪’。　　《中孚》卦“大象”：“君子以议狱缓死”。 四、德主刑辅。 “明罚救法”的重点不在于罚，在赦不在法；在于育民教民，不在于制民刑民，与法家的思想根本不同。这是“为政以德”的延续，主张德教为先，先教后刑，德主刑辅。 《周礼》专设赦宥之法，有所谓三赦二宥然后用刑之说。 　 “三宥之法”是说：“壹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　对不能识别犯罪客体的误伤、不能预见行为后果的误犯和没有主观故意的过失等三种行为，可以减轻刑事责任，给予宽大处理。 　1、对犯人的用刑，应该分别对待。　 “屦（jù ）校灭趾” →“噬肤灭鼻” →“何校灭耳”次序由轻罪轻刑到重罪重罚，正是“刑罚清”思想的具体落实。　2、注意推敲，杜绝冤假错案。 判决死刑之后，从缓执行，尽可能地在死刑中找出可以免死的因素，尽量减少冤狱和死刑，才能使君子和犯人都欣然而受。例如，狄仁杰、包青天等人注重推理。 四、息讼思想 　《周易》中专门有一卦——《讼》（乾上坎下），是讲诉讼问题的。但卦义却不是鼓励人们争讼，更不是教人们如何取得诉讼的胜利。 　　《讼》卦彖辞：“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秋菊打官司 　　　秋菊的丈夫王庆来与村长发生了争执，被村长踢中要害。　　 　　　秋菊怀着身孕去找村长说理，村长不肯认错。秋菊又到乡政府告状，村长答应赔偿秋菊家的经济损失。　 　　　村长把钱扔在地上，受辱的秋菊没有捡钱，而又一次踏上了漫漫的告状路途。 在《周易》看来，无讼为最理想境界，虽有争讼出现，但经过调解而平急争讼也不错，不听劝解把诉讼进行到底最不好。“利见大人”，需由有德有威望的大人物听讼，即由德才兼备的法官断案，才能息讼；“不利涉大川’，大川是大险大难。 　　当某人陷入争讼的旋涡时，不可涉及其它危险之事，因为此时的人心浮气躁，时运不佳，涉及其它，很容易出其它问题 。 “君子以做事谋始” 与“终凶”对应，告诫人们与其争讼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