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诸城古琴到梅庵琴派.docVIP

从诸城古琴到梅庵琴派——王燕卿先生和他的弟子徐立孙　　成公亮 　　大约一个半世纪前的晚清，山东诸城的古琴一度兴盛，当时影响较大的古琴家，一位是王雩门（字冷泉），一位是王溥长（字既甫）。王雩门宗金陵派，王溥长宗虞山派，虽然他们的琴学渊源有异，但《长门怨》、《秋风词》等独特的诸城派琴曲都是一致的。到十九世纪后半期，王溥长的儿子王心源的琴艺超过了他的父亲，与王雩门（冷泉）被称为“诸城二王”。二十世纪初，出现了王心源的学生王露（字心葵、号雨帆），又有“诸城三王”或“琅琊三王”之说。这时诸城古琴的传人众多、风格别致，独有曲操也已广为流传，这是山东诸城古琴的全盛时期，其时间当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交替的前后数十年。　　以上这一段诸城古琴历史记录来自王心源的孙女王凤襄及孙女婿张育瑾的研究（张育瑾先生的文章《山东诸城古琴》发表于一九五九年《音乐研究》第三期）。随着国人对《梅庵琴谱》的祖本《龙吟馆琴谱》的发现和研究，又把前面所述山东诸城古琴的历史上推两百年左右，即在明末或清初《龙吟馆琴谱》产生的时期，那时便有了《关山月》、《长门怨》等山东诸城古琴独有的曲目。　　这样我们可以得知清代山东的古琴，至少有曲阜孔兴诱氏《琴苑心传全编》中记载的地区和诸城派古琴两个较大的中心。 　　1919年，在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国学大师章太炎的推荐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延请王露至北京大学担任古乐导师。王露是王心源最得意的古琴门生，同时他也是当时北派琵琶的代表人物，青年时期东渡日本学习西洋音乐六年并得学士学位，回国后曾在济南大明湖畔组织德音琴社并传授琴艺，声望颇高。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王露所写有关中国古代音乐的理论文章和辑订的部分古琴谱、琵琶谱，都发表在1920年出版的期刊《音乐杂志》上。可惜王露在北京大学只工作了两年便病故，年仅四十四岁。两年的时间不长，作为诸城古琴在京城以至全国的传播，影响仍然有限。王心源这一传授系统中有王露这样出色的传人，王露和王心源的儿子王熙麟（字秀南）教出的一代琴人中，有詹智睿（字澂秋）、李华萱、王生香、张育瑾、王凤襄多人，王心源这一传授系统在诸城当地和省城济南的影响很大。 　　而把诸城古琴带到南方，进而流传到全国的，则是诸城古琴的另一支王冷泉传授系统的王燕卿先生。　　1917年，即王露去京城的前二年，康有为先生和王燕卿先生游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江易园先生听王燕卿先生弹琴，“一曲既终，江先生强留焉”（邵大苏：《＜梅庵琴谱＞跋》）。自此，即开我国古琴进入高等学府之先河，王燕卿先生的艺术生涯也由此转机。（注：南通严晓星先生来信提出，根据康有为年谱和其他史料考证，王燕卿任教南京高等师范的时间应该为1916年。他写有《王燕卿任教南京高师时间考》一文。）　　随着王燕卿的南下和王露的北去，山东诸城派古琴自上世纪初开始流向全国，对我国近现代琴学的发展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 　　王燕卿先生（名宾鲁，字燕卿）是山东诸城普桥村人，1866年生，1921年故。关于王燕卿先生的家世，留下的文字很少，徐立孙先生在《梅庵琴谱风格》中说“王燕卿先生沉默寡言，自高祖以次即以操缦闻于时，其家世不能尽悉。”徐昂在《梅庵琴谱》中之“王翁宾鲁传”中提到“惜其生平不能尽详，家世阙”。　　现今琴坛对王燕卿先生的琴学渊源和家世也只能凭这些只言片语来猜测，他出身望族，只是后来家境败落了。王燕卿在家乡没有像王露那样显赫的社会地位，也没有他的老师王冷泉那样的威望。由于他的艺术创造性，他的大胆，他的离经叛道，使他在家乡琴坛受到排斥，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琴坛上隐约地感觉到。据张育瑾先生的研究，王燕卿先生的弹奏风格来自王冷泉，王冷泉既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同族曾祖，又说到“不过时间不长，王冷泉死时，王燕卿先生才十几岁。”在《＜梅庵琴谱＞原序》中，却明白保留了他琴学渊源的信息，这便是“琅琊诸城王宾鲁识”的内容，即王燕卿先生自己留下的文字：“宾鲁，青齐下士，家近诸冯，诵读之暇，每念吾家自高祖以次，于操缦一道，代有传人，窃不揣固陋，勉步后程。”关于所弹琴曲的渊源，王燕卿先生接着写道：“乃于家藏书籍中搜求，复乞于伯叔兄弟，共得琴谱全部十八种，残编六种，抄录零锦若干，昼夜研究，未能得其万一，又佐以《礼记》、《汉书》、《来子易註》、《纪氏丛书》，推其数以穷其理，殚心竭虑，数易星霜，未得其奥妙。嗣携琴访友，纵横于海岱之间近三十年，恒赖诸名流多方指授，自问始有进境。”　　王燕卿先生“以操缦世其家”，琴学来自于包括王冷泉等人的家传启蒙，但他的自白中特别强调琴学来自“携琴访友”、“赖诸名流多方指授，自问始有进境”，也就是他数十年的自学、游学和独立思考。早在1916年王燕卿于济南写的这篇序文稿中，则更为自信地表达对琴学艺术个人风格的追求和自我的强调：“近三十年既不以他人为法，又不以诸谱为可，凭殚心瘁虑，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