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学森之问-创新型人才培养.docVIP

“钱学森之问”的思考 —创新型人才培养 摘要: 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于人才，特别是创新型人才， 钱学森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疑问，不仅反映出了中国杰出人才培养乏力的问题，更对整个社会和教育界提出了反思和改革的要求。本文从“钱学森之问”的思考入手，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最后从国家政策引导，加强人文教育，激发学生和大学的创造激情，培养人才要有多样化的模式四个层面提出关于创新人才培养的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 钱学森之问；反思；改革；创新人才培养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两院院士钱学森先生时，他曾感慨说：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先生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的思考 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原动力，也是任何一个单位发展的原动力。我觉得我们要讨论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时候，首先要解决一个标准问题，即什么才算是创新型人才。香港城市大学的原校长张信刚教授对创新下了一个定义，他说创新是发现自然和社会现象，并且认识其重要性，这就叫创新。由此来推论什么是创新型人才呢？即能够发现自然和社会现象，并且能够认识到这个重要性的就是创新型人才。我认为他的这个定义是有启发的。 创新型人才同高分生、优秀生不是一个概念。因为优秀是一个综合标准，有方方面面的要素，创新人才可能是优秀的，但优秀的未必是创新的。而且创新的这个“新”必须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是更加合理、更加科学的新。不能说新的就全是对的，要看这个新是不是比旧的要好。创新不是标新立异。与创新这个主题相关的是的另一个主题是“交叉”，交叉性人才、交叉性学科、交叉性平台等。交叉跟创新不是简单等同的关系，那种只要是交叉型的就是创新型的，这又是一个误区。交叉只是创新的一种方法，但不是全部。所以不能简单以学科有没有交叉来评价是不是创新的标准。 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官僚化、行政化色彩日愈浓厚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西方国家又对我国进行经济和政治封锁，所以我国开始了全盘向苏联学习，也就是将苏联的计划体制照搬过来。在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上没有采取“院士治院，教授治校”这一通行理念，而是由政府直接管理大学，高校的专业设置、教学方案、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要稳定，不得轻易变动。课程和学科体系的重大改变，必须经过教育部的批准。这样大学成为了不折不扣的行政制度的执行者，庞大的行政队伍成为支配和支撑大学的真正主体，单位和人员被固定在行政系统的不同等级框架中，权力是大学运行的根本价值信号，权力价值标准成为评价广大教职工贡献和价值的基本依据和标准。这种用管理机关的方式来管理大学的做法一直沿袭至今，且不断被强化，大学的行政化和官僚化日趋严重。 由于政府行政权力的行使，大学自主办学的权力受到过多侵损和干预，政府主导性过强，学校没有真正的自主权，大学管理模式是行政化的管理模式，科层结构的等级分明，形成了校长、院长、系主任之间的依附关系。学校里的行政官员对学校事务有最高发言权，学术话语权越来越小，行政权力越来越大。行政力量的渗透，已经严重侵害了学术自主性，在大学内甚至出现了独特的“学官”这一群体，评奖一个不缺，课题一个不落。 （二）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失衡 长期以来，高等教育都是以培养专业人才为目标，形成了单一专业学科的办学格局，专业设置狭窄单一，学科之间划地为牢，老死不相往来，造成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失衡，文化底蕴近浅，缺乏驾驭跨学科的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思路闭锁，科学敏感性差，思维活动空间狭小，学术视野短浅，学生缺少知识文化的宽度、厚度、广度、深度，难以成为学贯古今、中西融合、学科纵横、学人哲人溶为一身的博大精深人才。 由于文理分科，使得在理工科大学教育中，重科学，轻人文，只注意对学生工具理性的培养，忽视了价值理性的教育，而缺少丰厚的人文素养。即使有了丰富的专业知识，也很难成为胸怀宽广、视野开阔、学养充沛的大家大师。丰厚的人文素养与人的优秀的思维智能的关系极为密切。对人进行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具有广泛内容的人文艺术陶冶，能够成为促进其思维智能发展的有力杠杆，能够为思维智能的发展开辟多种有利的途径，并且积极而持续地影响人的整个人生过程。所以科学家既要有逻辑思维也要有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是科学领域的规律，很严密。但形象思维是创新的起点。 (三) 创新气氛淡薄 大学追求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创新应该是大学的一种独特气质。钱学森先生曾回顾他上个世纪3O年代去美国留学，在加州理工学院所受到的创新教育和创新学风的熏陶：“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