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牡丹亭》看女性教育[精选].docVIP

　　在封建科举时代，女性缺失话语权的一个重要体现，即使再有才她们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虽然让她们无需经受场屋上的煎熬，亦无乞食江湖，仕途奔走之辛劳，但也使其失去或部分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与权利。封建教育在性别上的偏见与失衡，带来男女教育手段与教育目的的差异。那些出身于官宦之家因门第优势而享有被教育权利的女性，由于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因教育目标的不同而带来教育内容上的差异。《牡丹亭》中的故事虽假托发生在北宋，但事实上剧中所写乃汤显祖生活的晚明时代――万历年间的社会缩影。生活在晚明社会的女性，由于时代背景、社会思潮的影响让其身心因教育的落后而受到折磨摧残。晚明社会对女性的羁绊与束缚，一个直接的症候即是用贞操观念来拘束女性身心。《明史?烈女传》中记载的那一个个烈女，她们都曾是鲜活的生命，都曾在情与理的斗争中压抑了生命的本真，史书中的片言只语是其以泪洗面的人生苦痛换来的，那一个个贞洁牌坊的背后都曾有过一幕幕女性人生的血泪悲剧。 　　戏剧是一个时代的秘史，通过一些戏剧作品我们可以寻绎那个时代的音讯。一个时代的风尚与社会思潮在这个时代的教育活动中必然有所体现，在教育理念中也一定有所流露。晚明社会的现状在那个时代的戏剧名著中一定会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牡丹亭》是汤显祖的戏曲名著，自谓“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王思任《牡丹亭序》）[1]856它出现后引起了轰动效应，“《牡丹亭》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明?沈德符《顾曲杂言》）[1]851通过《牡丹亭》，我们可以反观晚明社会风气、时代思潮在闺阁教育中的呈现与彰显。杜丽娘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也是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女性人物长廊中闪放出夺目的光芒。杜丽娘是汤显祖“至情论”的最佳诠释者，与《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相比，她在对情感的追求上显得更加主动，更加执著，更加深情，可谓是：一灵咬定，生死以之。她追求的爱情是超越生死，不被阴阳隔断的人间至情。但在对功名富贵的态度上则不如崔莺莺，“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2]152，莺莺无视科举功名，而丽娘则看重功名利禄，“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3]65这是汤显祖自身对科举功名的态度在《牡丹亭》中的文本再现。 　　本文拟就《牡丹亭》中《闺塾》一出以及相关情节探究晚明时代女性教育问题。在封建科举时代，女性没有政治话语权，其文化教育只是为了读书识字，成为一个知书识理的女子而已。她们与科举无缘，对其教育跟考试无关。但在家庭教育中女性又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任务，女性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一个家庭乃至家族文化素质的高低，有贤女则有贤母，有贤母则有贤子孙，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女性自身素质高低和女性教育的重要与必要。虽然女性自身不能厕身场屋与仕途，却承担着重要的教育子女的重任，仕宦之家尤为如此。在世家大族中，男子打拼于场屋，奔竞在仕途，自顾不暇，很难抽出时间来教育子女，这样，家庭教育的重任更多地压在家庭妇女的肩上，因此女性自身的素质便显得尤为重要。打铁还需自身硬，要将他人培养教育成人成才，那么自身的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就必须很高。女性自身素质的高低既有遗传的因素，又有环境的影响，当然，她们能否接受良好的教育是最根本的因素。在世家大族的文化、文学的继承与发展过程中，离不开女性的贡献，男子的成功离不开女性的支持，而支持力度的大小则取决于女性自身综合素质的高低。作为家庭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女性自身教育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一、教育目的 　　《训女》一出有云：“夫人单生小女，才貌端妍，唤名丽娘，未议婚配。看起自来，淑女无不知书。今日政有余闲，不免请出夫人，商议此事。正是：‘中郎学富单传女，伯道官贫更少儿。’”[3]7“中郎”乃汉末蔡邕，他博学多才，但没有儿子，只能把自己的学问传给爱女蔡文姬。此处的伯道是指晋人邓攸，他做河南太守时，遭逢石勒之乱，为了保全侄儿，他把自己的儿子丢弃，从此无子。此处所引事典中透出杜宝对无子的遗憾与感喟。古时候女子出嫁叫“归”，即女子本来就是别人家的人。在女性没有地位的时代，杜宝之叹具有普适性。这种失落与遗憾让他焦虑不安。 　　第三出名曰“训女”，“训”有训诫之意，它跟“教”在感情色彩上、严厉程度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丽娘作为一个温驯贤淑的大家闺秀，用“训”字可见对其教育的强势、蛮横与粗暴，缺少了儒家提倡的温柔与敦厚，没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4]384和风细雨式的人性化的循循善诱。《训女》一出中杜宝说：“女工一事，想女儿精巧过人，看来古今贤淑，多晓诗书。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你意下如何？”[3]7杜夫人说：“但凭尊意。”[3]7在教育丽娘小姐方面，杜宝夫妇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充当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却不一样。杜夫人做一些具体的工作，日常行为规范上的教育主要是由杜夫人承担，而杜宝则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