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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的“恶之花” 　　摘 要：福尔斯是当代英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著名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被认为是“英国第一部后现代主义小说”，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开启了文学的现代性，福尔斯则引导了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潮流，《法国中尉的女人》在小说形式技巧和女性主人公萨拉的塑造上打破了以往传统的形式，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恶之花”。 　　关键词：虚构性；互文性；戏仿；结局多元化；萨拉 　　约翰?福尔斯是20世纪英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代言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率先确立起现代性的审美观，而《法国中尉的女人》则在小说的形式技巧上利用叙述者的虚构性、互文性、戏仿、结局多元化对维多利亚小说进行彻底地解构。萨拉形象塑造具有独特性，她被称为“法国中尉的妓女”，但她彻底颠覆了传统女性审美标准。小说的形式技巧的试验性和女性形象萨拉的创新性使得《法国中尉的女人》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恶之花”，它为英国当代文学开启一条新道路。本文试从后现代小说叙事手法和萨拉形象塑造两个方面来讨论其独特性。 　　一、后现代主义的小说技巧 　　（一）元小说的虚构性 　　“元小说”又被称自我意识的小说。元小说“在叙述故事的同时，不但检视叙述作品本身的基本结构，而且不断探索文学作品外部世界可能的虚构性”[1]它更关心的是作者本人如何写作，交代作者创作小说的过程。元小说把小说虚构性撕开给读者看的同时就要引入另一叙述者――第一人称的“我”，这使得小说的叙述者不再是全知全能，导致了叙述主体的不确定性并且使小说的整个结构变得支离破碎。小说叙述者站在全知全能的角度上开始陈述莱姆湾的历史以及周边的风景，叙述者借助了密探的望远镜来引入小说的男女主人公查尔斯和欧内斯蒂娜，以及神秘的角色萨拉。小说的第二章从查尔斯和欧内斯蒂娜的对话讲述故事，这里运用的仍旧是传统的叙事技巧。然而到小说的第十三章时小说的虚构性暴露出来，小说这样说道“我不知道我正在讲的故事完全是想象的，我所创造的这些人物在我脑子之外从未存在过。如果我到现在还装成了解我笔下人物的心思和最深处的思想，那是因为正在按照我的故事发生的时代人们普遍接受传统的手法（包括一些词汇和‘语气’）进行写作，小说家的地位仅次于上帝，他并非知道一切但他试图装成无所不知。”[2]96以往的作家在创作要极力表现小说的真实性，但这部小说中却明确的用“我”来叙述出这部小说是虚构的。它把以往传统小说中隐藏的叙述者直接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体现“维多利亚时期那种作者像上帝那样无所不知的创作手法在20世纪存在主义者和现代小说家眼里已经过时”[3]叙述者“我”一直贯穿全文，在小说第四十五章中进一步对“我”的虚构性进行强化。它写到本书中的“我”并不是作者，而是“某种对事物极为冷淡的拟人化。”[2]348这里通过对“我”这一身份的证实，来告诉读者“我”与真实的我（作者本人）并不是一致的。 　　（二）互文性 　　“互文性”被认为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主要标志之一，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学》一书中指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在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4]《法国中尉的女人》全书五十四章，每一章都加入了引文。这些引文有文学奥斯丁的小说，哈代、丁尼生的诗歌，宗教《圣经》，以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马克思《资本论》和维多利亚时期的报刊史料，引文的内容包罗万象。引文反映了维多利亚时期的风貌拉近了读者与维多利亚时期的距离，强化了引文与正文的联系。第一章哈代《谜》“极目向西眺望，越过彼处海洋，不管和风恶风，她总站在那边，心中满怀希望”[2]1这里的“她”与萨拉极为相似，小说中萨拉无论天气好坏总是在莱姆湾的海岸上徘徊，向远处眺望，好像在等谁回来。引文中“她”与正文中的萨拉相互对照暗示。第三十五章中引文《儿童雇佣委员会报告》（1867）“……我曾亲眼看到十四岁到十六岁之间男女少年不堪入目的非礼行为……”[3]272而在正文中写到社会的现状“19世纪是那样一个年代，那时候妇女是神圣的，然而，你花几个英镑就能买到一个十三岁女孩子――甚至只要几个先令，如果你只要她陪玩一两个小时的话。”[3]272，引文与正文形成互应，揭示出维多利亚时代倡导女性贞洁的崇高，这个时代真实的状况是人们走向荒淫和堕落。 　　（三）戏仿 　　“戏仿是对源文本的戏谑模仿，它不是再现源文本而是对源文本进行解构、讽刺和异化。”[5]，小说惟妙惟肖地模仿维多利亚时代各方面的景观，与此同时又用现代性的审美眼光进行批判嘲讽。从服饰上，描绘欧内斯蒂娜的穿着时“穿一件品红色的裙子，又窄又短，令人吃惊”欧内斯蒂娜的穿着是当时上层社会妇女最新潮的打扮，但作者又嘲讽道“显得过分夸张”，评论查尔斯他的胡子早已过时。从建筑上，作者大肆描绘波尔坦尼的太太的豪宅环境优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