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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的“经济学”逻辑 　　1978年8月12日傍晚，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灯火辉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在这里举行。 　　《人民日报》记者从日本发回报道：“卫星电视的实况转播，把东京和日本列岛的各阶层日本人民的注意力，引到了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华国锋主席和邓小平副主席等参加签字仪式；福田赳夫首相和大平正芳自民党干事长等坐在电视机前。这是历史的重要时刻，中日两国10亿人民的视线集中在一点上了。10亿人民的心连在一起了。中日两国人民决心继承和发扬2000年友好交流的历史传统，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 　　这种典型的“中国式”抒情报道忽略了一个细节，那就是福田赳夫首相在官邸看完了签字仪式转播，似乎并无宏大历史转折的感触，倒是轻松地表示：中日之间架起了“铁桥”，“今后运东西方便多了！” 　　担任首相秘书的福田康夫也在官邸观看电视转播。到福田康夫当选首相的2007年9月之后，以及条约签订30周年前夕访华时，中国媒体翻出老福田首相的“运东西方便”之说，用“幽默”为时事报道凑趣；而福田康夫首相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也重温其父对条约的评价：联合声明在两国之间架起“吊桥”，和平友好条约则使它变成了“铁桥”。 　　其实，两国的“条约意识”大相径庭。中国钟情于“友好”之主义，日本看重的是“运东西”之生意。从中日关系史来看，无邦交时代“友好”呼声甚高但只有小规模的民间形式经济交流，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30年间“友好”愈唱愈衰，经济合作却“物流”滚滚。这提示人们思考，“吊桥”“铁桥”时代的中日关系究竟存在着怎样的经济学逻辑。 “友好”气氛中“合作跃进” 　　大致说来，在邦交正常化之前，由于美国冷战政策的限制，日本政府、经济界上层和财界主流对中日关系态度消极，奔走其间者多是有“日本人民”背景的友好团体和中小商社。不过，即使被认为最反共反华的佐藤荣作首相，也念念不忘中国市场。他在国会答辩中曾说：中国“是日本最好的贸易对象国”。自然地，随着美国对华政策解冻和中日邦交建立，“友好”便成为各阶层的时尚，日本大财团纷纷投入中日贸易业务。 　　中日经济关系也迅速组织化和制度化。1972年11月，日本财界名流在通产省赞助下成立了以大企业为主要会员的“日中经济协会”，有日本“钢铁大王”“财界总理”之称的稻山嘉宽任会长。1974年1月，中日缔结政府间贸易协定：双方政府从1975年4月开始举行局长级“贸易混合委员会”会议，处理政策性问题和实际案件。这样，经济合作的政策引导和财力驱动体制确立起来。 　　当时正受“石油危机”冲击的日本设想从中国获得大量石油、煤炭，并向中国出口成套技术设备；特别是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日本大钢铁企业不能满负荷生产，急于输出技术设备。周恩来和邓小平积极推动以能源出口换技术设备的中日贸易，但很快被批评为“出卖资源”“洋奴哲学”。 　　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倒台之后，华国锋主政，邓小平复出，对外贸易和工业化热潮再起。其间，稻山嘉宽往来于两国政要之间倡导其经济合作计划：中国从日本采购技术设备，用于开发能源和工业建设，而以出口原油、煤炭偿付货款。1978年2月，中日签署关于上述内容的“长期贸易协议”，规定八年各自出口总金额为100亿美元。 　　伴随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带来的喜庆气氛，日本通产大臣河本敏夫1978年9月访华，建议将长期贸易协议期限延长并扩大金额规模。10月，邓小平为交换条约批准书访日，体验了高速列车，参观了一些日本企业。他感慨：“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适合坐这样的车。”在记者招待会上，他明确表示：我们要向日本学习的地方很多，也会借助于日本的技术和资金。中日长期贸易协议还不够，要加1倍至2倍！ 　　与中日推动长期贸易协议的同时，中国新领导层提出了建设十大油气田、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化纤厂、十大石化厂等发展指标，1978年签约的合同有60亿美元用于引进大型成套设备项目。这在日本被称为空前的“爆炸性”成套设备合同热潮，而日本获得了三分之二的签约量，相当于1972年到1977年总额的4倍。 “大规模引进”的苦恼 　　在这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热潮中，稻山嘉宽特别支持中国建设上海宝山钢铁厂。1978年1月，他在接待中国的考察团时主张“把发展钢铁工业放在整个国家工业化的重要位置上”。考察团谈到毛泽东的“一个粮食、一个钢铁”论，稻山连声称赞：“讲得对，讲得好！” 　　10月，邓小平访日时也到稻山任会长的新日本制铁公司参观，看到出乎意料的现代化生产企业，便提出：“你们就照这个工厂的样子帮我们建设一个。”12月，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与“新日铁”在上海签署成套设备协定，宝山钢铁总厂开工建设。 　　岂料，大规模建设热潮很快造成了国家财政困难、经济比例失调、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