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统理论是Itamar Even[精选].docVIP

多元系统理论是Itamar Even－Zohar于七十年代早期在研究以色列希伯来文学一种的模型时，基于俄国形式主义与捷克结构主义，提出的一种普通文化理论。该理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应视为系统而非由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才能得以充分的解释。这些系统各自有其不同的行为模式，却又相互依存，且共同构成一个有组织的“大多元系统”。因此，Even－Zohar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文化、语言、文学与社会等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只有当做系统而不是毫无联系的因素构成的混合体时，才能得以更充分地理解与研究（Even－Zohar，1990）。 后来这一理论被用于翻译研究。根据这一理论，一个民族的文学的文化地位决定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译者的翻译策略。Even－Zohar概括了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处于中心地位的三个社会条件：1）当某一多元系统还没有形成，也就是说，某种文学尚还“幼嫩”，尚处于创立阶段；2）当一种文学（在一组相关的大的文学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或尚还“弱小”，或两种情形皆有；3）在一种文学中出现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之时（Even－Zohar，1990）。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的位置对于翻译的规范、行为模式、翻译方针都有影响。如果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翻译与创作的界线就模糊了（diffuse）。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就参与创造新的、一级（primary）模式，译者的任务相应地就不是仅仅在本国的文学形式（repertorie）中寻找现有的模式，而是乐意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此时，译文更倾向采取异化的翻译，译文在充分性（adequacy）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更大；在文学多元系统处于稳定状态，即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时，翻译文学的行为就截然不同，此时，译者的任务就是为外国文本寻找最佳的现存二级模式，译文也更倾向于采取归化手段，追求译文的可接受性，其结果导致译本的充分性不足（ibid）。 多元系统理论突破了以对单个文本的静态的、孤立的共时研究方法衡量成败的早期翻译研究学派的局限，并将翻译研究放在更大的文化环境加以动态、系统研究，从而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但是当我们拿这一理论来观照复杂多样的翻译现象时，总觉得有点圆凿方枘。20世纪初期，中国面临严重危机：康有为在他的《强学会叙》中写到“俄北瞰，英西睒，法南邻，日东耽，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引自陈福康，2000：93）。这时候，中国文化处于弱势地位，按照多元系统理论，中国文学系统中，翻译应该占据中心地位。然而，日本学者遵本照雄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书目》表明这一时期中国的原创小说在数量上超过翻译小说。（王克非，573）国内已有学者（王东风，2000；廖七一，2000：68；谢世坚，2002）对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提出了批评，但由于王东风与谢世坚都只是从该理论忽视了译者的主体性这一方面提出批评，而廖七一则是从该理论的论证方法、理论基础、研究领域等方面的不足提出批评。至今国内尚没有文章对这一理论对文学翻译的解释力不充分性进行探讨。因此，本人拟在这方面作一些深入的讨论，以求引起国内学人对这一问题有充分地认识。 本文以为，多元系统理论对于文学翻译的解释不充分性的根源在于如下几个方面：1）过分强调主流意识形态，疏忽了非主流的意识形态，从而把丰富的翻译现象简单化2）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决定论，忽视了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和译者的主体性，能动性与超前性；3）过分强调两极，忽视中间，结果导致研究方法的僵化、简单化，忽视两极之间的各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这样就导致了该理论在研究翻译现象时出现两对有趣的悖论――1）一方面该理论认为译者的翻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只看到主流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而又对非主流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视而不见。2）一方面该理论试图建立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孤立的文本对照的翻译批评理论，开辟一条动态的、系统的翻译研究途径，但由于它过分强调文化对翻译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这又使它最终违背了自己的初衷，落入理论僵化、绝对化的窠臼，因此无情地遮蔽、抹煞了译者的作用，把翻译看成完全由意识形态决定的机械的、简单的、直线的现象。 本文拟从文化地位、意识形态、译者的诗学观与主体性等角度来探讨多元系统理论在解释翻译现象时的不足。 二、 文化地位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往往受译入语与源语文化之间的相对地位与强弱的影响。如源语比译入语文化地位高，翻译时译者往往倾向于采用异化策略，更可能地接近原文，也就是说，译文在复制原文的文本关系时的充分性的可能性更大。反之，如果源语比译入语的文化地位低，译者往往表现得更为保守，倾向于采取归化的策略，以维护译入语的稳定性与纯洁性。此时，译者更强调译文的可接受性。我们必须承认，翻译不论是在选材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