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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赵立辉 宁学敏博士后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 　　　　　 说在前面的话 从樊纲的一篇文章谈经济学的学习 着眼于新的基础 樊纲 前几天见到两位大学同学，才得知蒋光远先生已经于不久前去世了。他是我在河北大学上学时的经济系系主任，直接教授我们七七级政治经济学专业的课。记得当年他给我们讲课时，总是一杯极浓的茶，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我想他的早逝一定与这些嗜好不无关系。从个人的角度悼念、回忆他，我首先想到我们自己曾经受益于他。我与蒋先生并无私交可言，但他所给予我的一切却至今受用，这便是他给我们开的那门课，现代西方经济学。 说在前面的话 从樊纲的一篇文章谈经济学的学习 （续）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各大学经济系已经开始设了“西方经济学”的课，但多数只是讲“流派”。而蒋光远先生没有照那一般的作法去做，而是找来一本英文的“经济学基本概念”作课本，由微观经济到宏观经济学，从头到尾给我们讲了一整学年的“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地讲解，一个公式一个公式地推导，一个图形一个图形地分析。毫不夸张地说，我的“西方经济学”的“底子”主要就是在这一年的课上课下打下的，至今遇到许多经济学理论问题，想到的还会是当年河北大学黑板上、作业本上的那些公式和图形。 说在前面的话 从樊纲的一篇文章谈经济学的学习 （续）基础知识在一门学科的掌握与发展中及其重要。发展到今天的经济学，已经是一整套相当复杂、相当深入、涵盖面相当广泛的知识体系了。而一门知识越是发展、越是繁杂，在学习它的过程中，掌握基础知识、打好基础知识“功底”就显得越是重要，就像盖房子，地基不深，楼层也高不上去。所有的高楼大厦，都要用砖、用瓦或是用钢筋水泥，即使材料有些差异，也都有一个“承重”的问题，都需要把基础打牢。 说在前面的话 从樊纲的一篇文章谈经济学的学习 （续）就个人来说，在年轻的时候、学生时代少上课、少读书、少做作业，有更多的时间去搞实践、搞调查、写文章，当时可能会显得颇有成果，但耽误的可能是一辈子更大的成就。就整个民族来说，如果用一种忽视基础课的思路来指导大学生、研究生的教学，其结果可能是耽误一、两代人。美国的经济学界在世界上无论从人数还是成果质量可能来说目前被公认为处在领先地位，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对基础课教学的重视。 说在前面的话 从樊纲的一篇文章谈经济学的学习 （续）经济学理论所分析的是整个经济系统内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是经济各领域内具体操作技巧的理论基础，所以不仅以经济学研究为职业前景的人应该学好，其他有关领域内以实践性较强的工作为职业前景的学生也应首先学好，缺了这一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就会缺乏坚实的基础，实践性知识和操作技巧也难以融会贯通。萨缪尔逊的《经济学》，其实是美国大学公共课的教科书——不是经济系、管理学院学生的公共课教科书，而是整个大学文理工科全体学生的公共课教科书。他们要求每一名大学生具有一些经济学基础知识。 说在前面的话 从樊纲的一篇文章谈经济学的学习 （续）就理论性知识与实践性知识关系来说，许多人一生可能只有在学校的几年有机会读一些基础理论知识（许多理论是需要甚至只能在课堂上由老师传授的，或者说，“自学的成本”会大得多）。而实践性知识今后还会有很长的时间在实践中逐步学。有了基础理论知识和方法的训练，再学实践性知识也容易很多。失去了学习理论、打基础的机会，今后可能很难再提得很高。早早地让大家去学实践性知识，是一种对下代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 说在前面的话 从樊纲的一篇文章谈经济学的学习 （续）基础知识重要，但有时并不“显眼”。这也像蒋光远老师的为人一样，自己并不“显眼”，但为人师表、传授知识，使他人受益无穷。 樊纲其人 樊纲，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现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1985至1987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1991年获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论文奖。1992年至1993年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92年被破格晋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93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 樊纲其人 除受政府委托进行研究并就各种经济政策问题向政府各部门、各地方政府提供咨询、建议并在国内担任多种社会职务之外，近年来被世界银行、OECD等国际组织聘为经济顾问，应邀到许多国家讲学访问、参加学术会议与合作研究，在国际经济学刊物上发表英文论文多篇。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论点经常被国内报刊杂志电视传媒以及CNN，New York Time，Financial Times，International Herald T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