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艺术[精选].docVIP

技术与艺术 技术是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积累起来，并在生产﹑劳动中体现出来的经验和知识，亦指其他操作方面的技巧。艺术一方面指用形象来反映现实，但比现实有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指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方法。技术重经验﹑技巧，艺术重典型﹑创造。 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之所以能产生撼人心灵的杰作，因为其中不仅具有技术支撑，更具有典型的个性化的意识形态。技术与艺术好比一对孪生儿，没有技术含量作为支撑，创造性、典型性就好比离开人体的游魂，无所依附，只能是异想天开或不可思议。离开具有个性化的意识创造，纯熟技术也只能是一种普遍性﹑大众化的经验或操作，不可能产生情感与生动之处，就好比服装店里的塑料模特。孔子云“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从心所欲自然不能不有个性中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创造性。但他之所以不逾“矩”，肯定对矩极其纯熟，了然于胸，“矩”就是“技术”层面的东西。从心所欲是有“矩”做基础支撑的，设有矩做支撑的“从心所欲”肯定是不能被世人所认可的，甚至贻笑大方的。但技术基础只能为艺术的产生提供一种可能，如果仅局限在这一层面，恐怕还是不能产生生动的艺术，典型的效应。例如明朝的“八股文”做为科举考试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在诸多限制条件下只是一种定格技术，即使演练得再纯熟也不会产生具有个性化的内容。再有明清科举考试限定的字体“馆阁体”，纯属技术要求，难以产生生动性。因为他没有创造，没有个性化的意识。有一戏谈，说清朝刘墉与翁方纲论书法，翁说刘：“你看你的哪一笔是别人的”。刘说翁：“你看你的哪一笔是自己的”。从中可见两个极端：只重技术， 不重创造与没有技术而随心所欲。学前人，学传统是基础、是积累，个人展现是创造、是个性。由此可见技术和艺术呈现为这样一种关系：技术是规律、经验、积累、基础，艺术是个性、创造、拔高。 同时两者又是一种动态的互为影响的关系。当一种艺术观普遍化，被大众所接受，他就会转向技术层面，从而促进技术水平的整体提高。同样当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时，他就会为高档次的艺术产生提供坚实基础与可能性。 但两者的分界不甚分明，总会存在一个亦技术亦艺术的阶段，我们常说：“瞧！这东西多富于艺术性。”这里所指的“东西”大都是当下技术水平条件下的普通产品而已。 技术与艺术的共性体现在，两者同受社会与时代及其环境的影响。在技术方面，原始社会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钻木取火技术的发现、普及和成熟运用，肯定受社会、时代背景的影响。原因是技术传播方式和载体上的差别，原始社会各氏族之间的交流有限，即使难得交流，方式也只限于简单的语言与手势。而三次技术革命的传播与普及就显得快的多。尤其是当今电子与网络时代，技术的运用、传播和普及速度要比原始社会不知高出多少倍。在环境方面，直到如今很多地区仍然保留下来较多的地域性与人文性技术。如民族服装制作技术、首饰打造技术、器具制造技术等。总之，在一个技术发展水平较高的时代和一个高技术人才云集的地区，技术的发展传播与师承的正面作用是不可言喻的，反之技术的传承所受的负面作用也是人为所无法在短时间内扭转的。如北京作为几朝古都，兴建故宫时可谓是人才济济，即便是一个普通工匠也能从中学到很多技术。而在当今时代，尽管社会发展较快，但偏远地区落后的程度却让人不可思议。这也说明技术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至于艺术方面社会与时代的影响就更明显了。没有北宋的繁华，就产生不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没有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苦卓绝就产生不了反映那个时代背景的潘鹤大师的著名雕塑《艰苦岁月》。同样，没有抗战时期的难民奔波也产生不了蒋兆和先生的历史记实长卷《流民图》。环境对艺术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一定的地域条件和人文条件下。如宋徽宗赵佶，作为皇帝昏庸无能，但重视绘画，扩充画院、兴办画学、搜罗鉴定宫廷藏画、编《宣和画谱》，自己创造了“瘦金体”，还使绘画艺术一时兴盛。画院内人才济济，产生了诸多富有创意的作品与风格。再如“扬州八怪”的产生就受地域经济和人文的双重影响，扬州作为大运河上的一个货物集散地，当时经济发达，吸引了诸多客商来往。地方官倡导，常举办诗文酒会。富商大贾们附庸风雅，吸引了诸多名士，使扬州成为一个艺术中心。富商对书画更是着力搜求，风俗所至中产人家，甚至贫民中稍富者亦求书画悬室之中，以示风雅。民谚云“家中无字画，不是旧人家”。再之像郑燮、李鱓、李方膺这些人，虽登仕途，但官卑职小，宦途失意，到扬州来只是“换米糊口”。查民疾苦又忠于朝廷，感情盘郁，借“四君子”题材在诗书画中发泄牢骚，寄托用世之志。 技术与艺术的不同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技术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艺术创新是一种顿悟，“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晋代王羲之被称为“书圣”绝非偶然。当初如不经过“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漫长学习过程，肯定不会顿悟到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产